周易集解纂疏十卷，清李道平著。道平字遵王，一字遠山，號蒲眠居士，湖北安陸人。嘉慶戊寅（西元一八一八年）舉人。二十餘年，始終與修安陸縣志。於學善治漢易，道光甲申（西元一八二四年）成易筮遺占而重其象，爲能讀周易集解之基礎。此纂疏之成，已當十八年後之壬寅（西元一八四二年）。翌年癸卯（西元一八四三年）起，任嘉魚縣教諭。凡研習周易集解者，循此書以進，殊多便利。今介紹其內容前，先須說明周易與周易集解成書及其變化的情況，方能理解纂疏在易學史中的地位及其價值。

周易爲先秦古籍，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又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絶。」所謂三聖，指伏羲、文王、孔子。三古指三聖所處之時代。觀周易內容，確有三部份：一、卦象，二、二篇卦爻辭，三、十翼。合之乃成易經十二篇。至於十翼是否孔子作，宋歐陽修易童子問已致疑。二篇是否文王作，漢馬融、陸績等已發現爻辭如「箕子之明夷」等，事在文王後，故不得不增飾「卦辭文王，爻辭周公」之說以自圓其辭。又八卦是否始作於神農前之伏羲，更難證實。自清末以來，治周易者，什九在考證易經十二篇的作者及成書年代。或能注意秦漢以來的周易著述，而研究其內容者，日乏其人。故周易一書的哲理，已不爲一般知識分子所理解。直至一九七七年，於西岐鳳鳴村發現西周甲骨，內有以數字結合成奇偶，表示陰陽的變化。今已初步證實爲周初的「卦象」。且全國各地，皆有發現此類符號，可見周禮所記的三易，非屬虛構。在西周前已存在「卦象」，不可不認爲是事實。至於伏羲氏之始作八卦，又可探源於原始宗教中有筮占之事。若筮占所用的工具與方法，歷代都有變化。以筮數論，由八卦而六十四卦，由因重增爻而用九用六。於周初純以數字代表陰陽變化，於筮法方面，已有較深的認識。

其後觀六十四卦的卦爻象，繫以卦爻辭而成周易二篇，雖不必誤認爲文王、周公所繫，然以質樸的文字結構觀之，實在詩經前。大部分成於西周，非常可能，其原始資料，不乏取諸西周前的史實。惟分辨卦爻以定二用，編輯成似今本的周易二篇，或已及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西元前五一三年）載蔡墨言龍，初見引及「用九」，可作爲成二篇的下限。易，當時屬太卜所掌。

孔子之讀周易，未必有韋編三絶之事，亦未必曾作十翼，然見到卦爻二用的周易，可能有其事。此二篇之辭，收入於禮，不如詩、書受人重視。及戰國而逐步形成十翼，始能大幅度提高周易的學術價值。考十翼作者，既非一人，亦非一時。以長沙馬王堆發現的漢初帛書周易觀之（下葬於西元前一六八年），卦次不同於序卦，於十翼的十篇，差别甚大，篇數亦非十，有少於今本者，亦有今本中所無者。可見戰國時代，作翼以解釋二篇的易學者甚多，下引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明之。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竪。竪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西元前一二八——一二三年）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史記此節的記載，誤在直接受易於孔子（西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凡傳瞿（西元前五二二——？）、弘、疵、竪、羽五代，已及始皇（西元前二四六——二一○年在位）時之何，於時間未合。然所述及的傳易者，未可忽視，內有楚人，尤當注意。可視爲與十翼的作者有關。且秦未禁易，各地同時在傳授，宜漢初尙未有統一的十翼。今本之十翼，由田何傳出，亦難免有西漢學易者的增删。如文、景時之丁寬，武帝初之楊何，以及宣、元之世立學官的施、孟、梁丘三家，與焦、京之說。他們對十翼的形成，實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然前後完成如鄭玄所數之十翼，其下限似當在揚雄法易以著太玄前。因太玄的內容，不僅法周易二篇，且已兼法十翼。可證揚雄年五十（西元前三年）草太玄時，易經十二篇早已存在。漢志的書目，於易經十二篇分施、孟、梁丘三家，另有易傳十餘種，可喻當時視易經包括二篇、十翼。注易者，更在十翼之外。故有比較固定的易經十二篇，足有二千年歷史，是當傳統所理解的周易。秦、漢以來的讀易者，基本能綜觀三聖三古而爲之注。今於三聖之更，可否定其人，然未可否定三古之時。如分裂三古以究周易，確可進一步理解三古的時代。或知分而未知合，未及傳統說易者之已得通貫時空的周易整體觀。此一整體觀，大備於十翼，戰國時代的黄、老、騶衍學派，皆有此思想。以田何論，可有見於秦統一天下的事實。及漢興，易仍保持其整體觀。武帝從董仲舒尊儒術後，即一變而成「易爲五經之原」的周易地位。然周易所具的整體思想，亦非執一不化，二千年來已「爲道也屢遷」，故歷代注釋易經十二篇的作者，又可以時代加以分辨，大别有五：即漢易、魏、晉易、唐易、宋易、清易。所以有不同的內容，全在時代的發展，對三古之易有不同的理解。識此屢遷之整體易學，庶可竝觀五時之易注而無礙。

周易集解一書，爲唐朝後保存漢易的唯一文獻。觀其成書與流傳，亦幾經曲折，然由漢及清而未衰，庶見窮變通久之易理。當兩漢之四百年，除編定易經十二篇外，凡易家之注易，因有相同的時代背景，內容亦相似，是謂漢易。漢後從其說者，仍以漢易名之。其說與春秋內外傳所述及者，尙可相通。且已有據於十翼，能融合三古而有所發展。凡十翼中未及者，亦可據卦爻象與卦爻辭而爲之說。故精闢之言，不下於十翼之傳二篇、二篇之觀卦象。一言以蔽之，漢易之說，猶可上應於戰國時之易說。自漢而魏，學風大變，魏王弼（西元二二六——二四九年）之易注出，乘時而改變說易之理，由崇實而尙虛，由尙象而掃象。雖然，亦有其整體觀。改變云者，擇取十翼之半，而不注繫辭以下五翼。後有晉韓康伯補全之，理承於弼，亦與漢易大異。然時風所扇，日見其盛。此非一人所能抑，亦非一人所能興，要而言之，實由印度西域的佛教思想，不斷傳入所致。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西元六四二年），猶以王、韓注爲準。漢易尙有遺存者，任其湮没而不顧，惜哉。孔疏中雖不乏有據實以正王、韓之虛，然綜觀全書，仍屬魏、晉易而未及漢易。此見四百餘年間，魏、晉易獨盛於江南之情況（北朝尙有漢易鄭注流行）。孔氏自序曰：「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尙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此以十餘字義疏，與王、韓注相比，更屬虛玄，故即以王、韓注爲有。或以王注與漢注相比，早已尙虛。至於王弼的思想，先儒皆認爲以老說易。如合魏初的時代思潮論，似未盡然。究其注易、注老之理，已有取於佛教初步傳入而尙未完備的般若學說。故注易既與漢注大異，注老亦與河上公注不同。由韓康伯以及江南義疏，似在隨時吸取傳入之佛教教義，以足成王弼尙虛之理。奈「住內住外」、「就能就所」之義疏，已全部失傳，不然當可由易略例，以觀其發展之迹。今幸有唐李通玄於開元七年至十八年（西元七一九——七三○年）所著之華嚴經大意等書皆在，其內容即以易象當華嚴法界，推而上之，可喻易與佛教教義之合，其來已久，而王注實爲其嚆矢。

迨玄宗之遷蜀，蜀地有李鼎祚者，因迎駕進平胡論而召爲左拾遺。其人擅易，能讀當時所剩之漢易，因輯録由漢及當代的易著共三十餘家之說，以成周易集解，於代宗登位（西元七六二年）而上於朝。其書所集之易注，雖亦及王、韓之魏、晉易，然大半集漢易之說。於東漢之易注引虞氏易獨多。計全書共集易注二千七百餘節，虞氏注約一千三百節，幾近二分之一，李氏之重視虞注可見。然孔疏言漢易，僅及荀、劉、馬、鄭而未及虞氏，可證其書雖在，早已無人問津。虞翻（西元一七○——二三九年），會稽人，生當漢、魏之際，五世家傳孟氏易，與中原盛傳之京氏易、費氏易等，頗有同異。其地處南方，時屬漢末，有總結漢易的地位。然虞氏之卒，王弼已十四歲，未久而魏易風行，漢易式微。時代既變，如虞氏之說不可再見。約百年後范長生（即蜀才）（西元？——三一八年）善虞氏易，集解尙輯有范注二十三節可證。范在蜀佐李雄時，或能廣傳其書，宜相隔已四百年，唐李鼎祚在蜀，尙在研讀世人不讀之書。周易集解以虞氏爲主，其有得於孟氏易可知。迨五代時，唐中葉尙存之各家易注，全部散佚，故周易集解之輯，又有保存古文獻之功。且成書之時，在孔疏百餘年之後，全書之內容，上及魏易百餘年前之漢易。由漢易直繼易經十二篇之旨，庶可窺見通貫三古之易理。故李氏此書，猶繼往聖之絶學，無他書可與嫓美。奈此書雖成，流傳不敵孔疏。終唐之世，於儒林未聞有重視其書者。

今更應進一步理解李鼎祚的思想，其自序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自然虛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遺照，精義入神。」又曰：「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各列名義，共契玄宗。」此所謂「刊」、所謂「補」，因魏、晉以來，僅存鄭、王兩家，唐代於易雖以王注爲主，鄭注尙在流傳，唯虞、荀之易注習者絶無僅有，故李鼎祚重虞、荀卦爻變之象，以刊輔嗣掃象之野文，以補康成未取之逸象。其視易玄合一，猶發展虞氏從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之義，內具易象「近取諸身」的養生之道。且唐代正三教分治之時，唯易理足以合之，故李氏於序中又說：「原夫權輿三教，鈐鍵九流，實開國承家修身之正術也。」然則此書之旨，在使玄學合易理以權輿三教，猶在改革道教，開創三教合一的新義。可見唐代有李通玄、李鼎祚二人，實爲完成以魏、晉易與漢易之理，通往佛、老二途的代表者。故唐易之整體觀，須以孔疏合諸二李之書而方顯。

若周易集解之作用，貴能承前以啓後，非如孔疏之斷代於魏。然由唐迄今，又經千有餘年，此書之盛衰，與周易整體觀之變化，仍相呼應。當唐末五代之亂，儒、釋、道三分之唐易，一變而爲統一的宋易，關鍵人物，有陳摶（西元八八九？——九八九年），作先天象數之圖。其次先天卦序，對認識周易卦象，有劃時代的進步。九、十之數，又能展開討論先秦已具備的數學原理。是皆有見於由漢至唐的學術成就，方能抽象而歸諸周易的象數。以當時的形勢論，佛教華嚴經的法界，因武宗禁佛而化成禪宗五葉的機鋒，玄宗合至賾的漢象，促使産生鍾、吕學派，此派學者，著有鍾吕傳道集、靈寶畢法等以創新道教，實於百年間受周易集解之影響。陳摶生當其時，能總結唐易而理通三教。既先向於虛室，乃以至止之心游刄其間，庶能深味十翼中若干警句，以繪此自然之易序。其象數有邵雍（西元一○一一——一○七七年）、周敦頤（西元一○一七——一○七三年）等傳之，實爲理學之本。惟理學之道，雖兼取三教之理而必以排佛、老爲主，大違陳摶之旨。小程子（西元一○三三——一一○七年）之易傳，仍據於弼注而不及繫辭以下五翼。僅於貴尙虛之整體觀，一變而爲重倫常之整體觀。此仍未合周易三古之時，其失與王弼略同。及南宋朱熹（西元一一三○——一二○○年）能集理學之大成，於易又合陳、邵、周、張、程而一之，庶成宋易之三古，凡陳、邵猶伏羲易，程猶文王易，周、張猶孔子易。既備三古之時，故宋易足與漢易抗禮。惜保存在周易集解中之漢易文獻，宋代學者殊未覺察。程、朱之間有朱震（西元一○七二——一一三八年）者，雖已閲讀周易集解，然其所著之漢上易傳，仍以宋易爲主而酌取漢易，朱子門人林至之易裨傳中，亦述及漢易之法，且知虞氏易「之正」之變。奈知象而未知象之所指，皆未合以漢觀漢之理，對漢易的認識距離甚遠。惟朱子能推原宋易於陳摶，其見甚卓，且從吕祖謙本以分辨二篇、十翼，則三古之時，燦然明白。晚年注周易參同契、陰符經等，爲其思想之歸宿。反身以得漢象，決非偶然。朱子既卒，程、朱之理學大興。宋易以朱子爲主，由元、明至清初未變。清康熙帝敕李光地纂成周易折中（西元一七一五年），爲宋易發展之最高峯。五百餘年間，王弼注已爲程傳所代替，周易集解中雖存有漢易資料，絶無一人能讀其書，此又見宋易獨盛之情況。

清由雍正而乾隆，學風又變，重樸學考據，可免自我作古之弊。若宋易之三古，其何以爲信史。故必逆而上推，步步爲營，究古籍以核證史實，爲樸學之的。以周易論，由魏易王注而及易經十二篇，必經漢易，欲究漢易，僅有周易集解中之資料尙在。故此書成於唐，約經千年而始受重視於清。故漢易的緜延，不通觀較長歷史時期的變化，決難說明其內容，亦難喻周易集解之重要，今日有志於學易者，仍當以此書入門。凡清代研究周易集解而有成者，擇要而言，初創於惠士奇（西元一六七一——一七四一年）與惠棟（西元一六九七——一七五八年）父子，繼有張惠言（西元一七六一——一八○二年）之深入研究虞氏易，則於僅存之漢注，略能說明其象。然於三古之易，賴此漢注而忽乎易經十二篇之原文，難免有抱殘守闕之感。即使漢注尙全，亦屬漢代四百年之學易情況，其何可不及漢後之易學發展。孫星衍（西元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年）有見於此，乃繼李鼎祚之周易集解而重輯周易集解，貴能網羅天下放失之漢、唐舊聞而全收王、韓易注，成於嘉慶三年（西元一七九八年），則已合漢易與魏、晉易而一之，唯明顯有與於二氏之唐、宋易，仍嚴斥之。此孫氏之志，不期而有焦氏循（西元一七六三——一八二○年）以易學三書足成之。焦氏以三十七年之功，成書於嘉慶十八年（西元一八一三年），其書之出，有清代治易之獨見，庶可當清易而無愧。總觀清代之治易，不外漢、宋二途。治漢治宋者，什九爲周易集解與周易折中所囿。然知宋易而未知漢易者，有大批清代易著，其內容已不足觀，故乾、嘉後之易學者，不可不知漢易，如能深研漢易而知其蔽，始可發展周易之整體觀，此唯焦氏循足以當之。焦氏循究漢易而重虞氏易，且能直探卦象而得其理，則決非張惠言輩所能及。所著之易圖略猶伏羲易，易章句猶文王易，易通釋猶孔子易。由三書以應三古，清代三百年中，僅焦氏一人，故足與虞翻、朱熹並立而爲漢、宋、清三個時代中整體易學之代表人物。然焦氏之書，必以虞氏易爲非，其與王弼之掃象，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或未究虞氏易，決不能成其易圖略。繼之衍成易通釋而結成易章句，是猶發展王弼之掃象而掃辭。掃象者，全然不論乾爲馬，坤爲牛之具體易象，掃辭者，又全然不顧二篇文字之內容。故以焦循爲代表的清易，實爲漢易與魏易之合，爲今後發展易學的又一方向。能識此虞氏易發展成焦氏易學三書之原委，庶見周易集解有承啓之功，而李氏道平恰當其時。然李氏僅得惠、張之書而能讀漢易，其於孫氏、焦氏發展周易整體觀之創舉，或尙未知。唯有得於周易集解，則可斷言，乃於全書之注，逐條疏通之，其間漢人之注約一千八百節，已爲漢易家所注意，此外近千節屬魏、晉至唐人之注，皆惠、張等所忽視者，亦爲疏通，基本能闡明注者之義。且所加百餘節案，及二百餘節愚案，欲使注者之義，以合諸易經十二篇之旨，理皆平穩，故此纂疏之成，不僅屬漢易，可由之而明唐李鼎祚之思想。至於漢易所以難讀者，因另有在文字外之易例，此例於漢代，本不待言。然經魏、晉易，宋易之迭興，知者已鮮。惠、張等所闡明之漢易，猶說明漢人讀易之例。家法不同，即取例不同。而此書於卷首，能集「諸家說易凡例」，計有卦氣、消息、爻辰、升降、納甲、納十二爻、六親、八宫卦、納甲應情、世月、二十四方位十一例，則漢易中孟、京、馬、鄭、荀、虞之例，主要者已明，準其例以讀其注，確可迎刃而解，故循此以讀周易集解，殊多便利，此爲纂疏之價值所在。因今日讀此書者，豈可僅知漢易而已，不可不觀其發展之迹，至少宜理解唐李鼎祚之思想。此點李氏道平尙未自覺，然已在起此作用。如疏原序有曰：「謂易足以始三教而管九流，故爲開國承家修身之正術也。」惜未能以唐觀唐，並未理解三教於唐代的內容，此清人未知唐易，與宋人未解漢易之失同。故善讀周易集解者，不可僅以漢易之資料視之，善讀此纂疏者，又須以唐易讀之。進而合此纂疏與孔疏並讀，可有萬千變化，焦氏循決不能專美於前，是所有望於循此纂疏以研究周易集解者。

至於此書之版本，初刊本流行未久而版燬於兵。王先謙續刊皇清經解，雖得其書以未遑考訂而置之。時王編修懿榮奏請以清人所著諸經義疏，頒行學官，即以此書爲首，故名揚全國。光緒辛卯（西元一八九一年）既有三餘草堂刻本，又收入湖北叢書。更有長沙陳寶彝詳爲考校而成思賢書局本。今以三餘草堂刻本爲底本，參校叢書本與陳校本。於陳校本前，有王先謙序及陳氏之重校纂疏識略。王氏有言「且序（指李鼎祚周易集解之序）云『刊輔嗣之野文』，是其意不以王氏爲然而甄録及之，竊所未喻。纂疏乃用漢儒易義以釋王、韓、孔三家之說，斯惑之甚也。又其書徵引多誤，識者用爲訾病。」斯實斷章取義，全然未知唐李鼎祚之旨，其見反未及李氏道平之能以周易集解爲主。又陳氏之校，於糾正徵引及誤字誤刻處，頗有可取，惟全本漢注之理以繩此纂疏，亦未可爲是，故此次標校，每用陳校本改正其誤，然不取爲底本者，庶可見此書之本來面目。

華東師大古籍研究所潘雨廷

西元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東里山人按：原文中「公元」一律換爲「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