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會校崇禎廿卷本】

金瓶梅一百回　（明）蘭陵笑笑生撰

現知明刊本《金瓶梅》有《新刻金瓶梅詞話》十卷本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本，前者卷十回，後者卷五回，皆爲一百回。蘭陵笑笑生撰。兩本皆有東吳弄珠客序及廿公跋，十卷本又有欣欣子序。笑笑生、弄珠客、欣欣子、廿公諸人皆無考。

《金瓶梅》的作者，學界有數十種說法，可分爲作家個人創作和藝人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兩大類。以爲文士創作的指姓道名，並加論證的已有三四十種，其中重要的有：

（一）王世貞說　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弇州山人。太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刑部尚書。其父王忬（1507一1560）爲名將，進右都御史，爲嚴篙（1480一1567）父子構害。嚴篙死，方獲平反。世貞爲著名文學家，爲文學復古運動主將，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王世貞爲（金瓶梅》作者說產生最早，影響最大。沈德符（字景倩，1578~1642）在他的《萬曆野獲編》已有“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的說法。萬曆年間，屠本峻和謝肇淛已提到王世貞家曾藏有全本《金瓶梅》。清初版《玉嬌梨》之“緣起”謂“《玉嬌梨》與《金瓶梅》，相傳出弇州門客筆，而弇州集大成者”云云。康熙十二年（1673）序刊本宋起鳳《稗說》卷三“王弇州著作”條則謂：“世知《四部稿》爲弇州先生生平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也先生中年筆也。”並及王世貞爲報父冤憤而作此書，非其門客所作也。張竹坡批本《金瓶梅》，首冠康熙乙亥（l695）謝頤《第一奇書序》，亦謂“《金瓶》一書，傳爲鳳洲門人之作也，或云即鳳洲手”。張批本且有“苦孝說”，爲鳳洲說進一解。因張評本《金瓶梅》清代大爲流行，王世貞說遂得廣泛傳播，又有很多筆記繪影繪風，推波助瀾，此說遂風靡一世。至近代，有吳晗等考證此說之無據，因又沉寂。近年朱星及周鈞韜等，推翻吳氏之考證，重新提倡王世貞說。周鈞韜又發展出王世貞和他的門人聯合創作說（參見《金瓶梅探謎與藝術賞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二）李開先（1502一1568）說　開先字伯華，號中麓、中麓放客，山東章丘人。嘉靖八年（1529）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開先爲著名文學家，精詞曲，酷愛俗文學。著有散曲集《一笑散》、《傍妝臺百首》，傳奇《寶劍記》，詞曲評《詞謔》，詩文集《閒居集》等。吳曉鈴於1962年提出此說，80年代後又多次爲文證之。他指出“《金瓶梅詞話》在徵引戲曲作品時，總是把劇名標舉出來，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李開先的《寶劍記傳奇》，從沒有標舉劇名，儘管全書徵引《寶劍記》不下十七次（這只是我到目前所能發現的數字）”（《〈新刻金瓶梅詞話〉和李開先的〈寶劍記傳奇〉比較研究》載《明報月刊》1989年7月號，第110一114頁）。卜鍵撰有《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一書，肯定此說。

（三）屠隆（1542一1605）說　屠隆字長卿、緯真，，號赤水、鴻苞居士。鄞縣（今浙江寧波）人。萬曆五年（1577）進士，歷官至禮部郎中，以事罷歸。文學家，著有傳奇《曇花記》、《修文記》、《彩毫記》，詩文集《白榆集》、《由拳集》、《采真集》、《南遊集》等。黃霖有《〈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及《〈金瓶梅〉作者屠隆續考》（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5期）提出此說，以《金瓶梅》第五十六回“哀頭巾詩”及“祭頭巾文”見明代通俗類書《開卷一笑》（後稱《山中一夕話》）中，此書卷一題“卓吾先生編次、笑笑先生增訂、哈哈道人校閱”，其卷三題作“卓吾先生編次、一衲道人屠隆參閱”，由此推論“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都是同一人”。魏子云、鄭閏皆贊成此說。

除此之外，還有張遠芬的賈三近（1543一1592）說（《金瓶梅新證》，濟南，齊魯書社，1984）芮效衛（David Tod Roy）的湯顯祖（1550一1616）說（《湯顯祖創作〈金瓶梅〉考》，載《金瓶梅西方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王螢、王連洲的謝榛（1495一1575）主筆，鄭若庸、趙康王朱厚煜參預說（《〈金瓶梅〉作者之謎》，載《金瓶梅作者之謎》，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葉桂桐、閻增山的李先芳（1511一1594）說（《李先芳與金瓶梅》，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陳昌恆的馮夢龍（1574一1646）說（《〈金瓶梅〉作者馮夢龍考》，載《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8）。馬征、魯歌的王穉登（1535一1612）說（《〈金瓶梅〉作者王穉登考》，載《社會科學研究》1988年第4期）。孫楷第提出，趙興勤證成的馮惟敏（1511一1580 ?）說（《也談〈金瓶梅〉作者及其成書時間》，見《金瓶梅研究集》，濟南，齊魯書社，1988）。朱恆夫的唐寅（1470一1523）說（《〈金瓶梅〉作者唐寅初考》，載《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3期）。此外還有徐渭（1521一1593）、沈德符、陶望齡、丁耀亢、丘志充等說。明清人所提出的趙南星（1550一1627）或薛應旂（l550在世）說（宮偉鏐（春雨草堂別集》），盧楠（1540在世）說（滿文譯本《金瓶梅·序》）等，也引起注意。

早在40年代，馮玩君的《〈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見《古劇說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即已注意到《金瓶梅》的話本性質。《詞話本》不單在名稱上顯示出他是說話人（或稱書會才人）所創作的，正文的情況亦如此。我們看到書中採用大量的書會留文，說書人常用的套話，引用大量前代和當代的戲曲，引用時常祇寫出首句，而以“云云”代表全文，這是寫給同樣熟悉這些戲曲的行家看的，而不是爲一般讀者。至於在書信後的署名前加“下書”兩字，也是說書人的習慣，表明這原是爲說的語言，而非爲看的文字。《詞話本》的敘述方式也異乎文人創作小說，如語言中的贅詞；如將一個人的說話分成數段，加上“又問道”、“因道”等詞連接；如多人對話，不指明講述者；如在較長的對話中轉換第三人稱的身分爲第二人稱之類。凡此等等都是講唱文學敘述方面因“聽”的特性而發展出來的（參見梅節《“金學”的海洋歷險者》，載周鈞韜、魯歌主編《我與金瓶梅》，成都出版社，1991，第126一143頁；又參見傅憎享《〈金瓶梅〉話本內證》，載《金瓶梅研究》第四輯，1993，第189一203頁）。如果說“套語”、“云云”、“下書”之類祇是外在的形式，作者模仿話本的形式從事創作，亦可以做出來的。而書面文學和講唱文學不同的敘述方式則不是可以模仿出來的。從《詞話本》到《說散本》、《張評本》的改動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敘述方式從講唱文學向案頭文學的轉變。孫遜指出：“從小說的回目、詩詞以及人物場面等幾個方面的‘內證’，《金瓶梅》更可能是中下層社會書會才人一類人物所寫，這種人文化修養不很高，但狀物摹神的本領卻特別高，他們擅於描寫渲染，卻不善於語言文字的推敲提煉，因此《金瓶梅》一方面散文部分描寫生動，另一方面韻文部分則相形見細；同時即使散文部分，由於缺少提煉，總不免給人生動有餘而精煉不足的感受。對於筆下人物，作者更熟悉的也是中下層社會的形形色色，描寫起他們來繪聲繪色，遊刃有餘，而對上層社會的人物則不免捉襟見肘，顯得力不從心。”（《一蓑風雨任生平》，《我與金瓶梅》，頁20）陳益源發現《金瓶梅詞話》第五十九至第八十回抄改襲用明代中篇傳奇《懷春雅集》十九首詩和一闕詞，其中失律出韻，又和書中情境不配合的情況，否定了《金瓶梅》是“嘉靖間大名士手筆”說（《〈懷春雅集〉考》，載《金瓶梅研究》第五輯，1994，第129一150頁）。也可爲書會才人創作說加一旁證吧。《金瓶梅詞話》是書會才人的創作這一觀點在學術界中很有代表性，趙景深、王利器、梅節、陳詔、孫遜、傅憎享、徐扶明等都持有相同的觀點。戴鴻森的劉九說（《我心目中的〈金瓶梅詞話〉作者》，載《讀書》1985年第4期），亦可列人此一類。

由此出發，又發展出《金瓶梅》是“藝人世代累積型的集體創作”的觀點。50年代，潘開沛在《〈金瓶梅〉的產生和作者》（《光明日報》1954年8月29日）一文中指出《金瓶梅》“不是哪一個‘大名士’、大文學家獨自在書齋裏創作出來的，而是在同一時間或不同時間裏的許多藝人集體創作出來的，是一部集體的創作，祇不過最後經過了文人的潤色和加工而已”。80年代起，徐朔方是此一觀點的重要論證者，蔡敦勇、程毅中等亦贊成此說。徐朔方又提出《〈金瓶梅〉的寫定者是李開先》（載《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1期）。他設想：“《水滸》故事當元代及明初在民間流傳時，各家說話人在大同之中有着小異，其中一個異點，即爲迎合封建城市的市民階層和地主階級的趣味及愛好，西門慶的故事終於由附庸而成大國，最後產生了獨立的《金瓶梅詞話》。它和《水滸》一樣，都是民間說話藝人在世代流傳中形成世代累積型的集體創作，帶有宋元明不同時代的烙印。”（《〈金瓶梅〉成書新探》，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三輯，第172頁）他後來將李開先寫定說改爲：“《金瓶梅》的寫定者或寫定者之一是李開先或他的崇信者。祇有他本人或他在戲曲評論和實踐上的志同道合的追隨者，他們可能是友人，或一方是後輩或私淑弟子，纔能符合上述情況。”（《徐朔方集·自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一卷，第6頁）王利器也是李開先改定說的支持者（參見《〈金瓶梅〉的改定者是誰？》，載《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第六期，第266一278頁）。劉輝則認爲《金瓶梅詞話》是“一部完整的未經文人寫定的民間藝人說唱‘底本’”。他發現“首圖本”第一百零一頁插圖爲詞，署“回道人題”，指出回道人爲李漁化名。再據張竹坡評本“第一奇書”《金瓶梅》皆署“李笠翁先生著”，而李漁爲張竹坡父執，因證明李漁爲“廿卷本”《金瓶梅》的寫定者（見《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56，第36、74一78頁）。在民間故事和俗文學中，回道人是八仙之一呂洞賓遊戲人間所用的化名，不一定要和李漁扯上關係。王汝梅查出“首圖本”上回道人的題詞，爲《全唐詩》第八五九卷所收的呂洞賓《漁父詞》十八首中的第十六、十七首，就時間來論，李漁不可能是崇禎刊本《金瓶梅》的評改者（《李漁評改〈金瓶梅〉考辨》，載《吉林大學學報》1992年第5期）。

以目前資料看來，找《金瓶梅》的作者自是徒勞。既認爲《金瓶梅詞話》是書會才人的創作，而又要找寫定者或評改者，也是白費氣力的工作。徐朔方自李開先寫定說，到不相信大名士的過多參與，改爲李開先“崇信者”或“私淑弟子”寫定說，和不知名的人寫定已沒甚麼不同了。既然《金瓶梅》中引用了李開先《寶劍記》最少十七處，則說作者或寫定者是李開先的私淑弟子也無不可，這倒是一個自圓的說法。但歸根到底，還是要找個人頭。而且又何必將演唱的藝人和寫定者截然分開？能創作、演唱的人是藝人雖非大名士，但記下詞話本也不是不可能的。古代的說話人是民間文化的傳播者，扮演着娛樂者和教育者雙重身分，當時書會才人、名公其實是下層的知識分子，完全能夠執筆爲文的。

“藝人世代累積型的集體創作”說是從《水滸》、《三國》及話本小說從講說到成書過程中所歸納出來的理論，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古代小說形成的瞭解。但“集體創作”的提法，比較適合於民間文學而不太符合俗文藝的創作情況。講唱文學注重傳承。設想某種詞話是由某一天才藝人在長期的講唱生涯中，慢慢創造出來的。按講唱傳統，詞話中用了各種俗文藝的“留文”，創作者在不斷的演唱中對故事加以增改，依照不同的演唱場合在細節上有所增刪，漸漸形成一套完整的故事，故事的基本結構，人物和人物的性格相對穩定。在創造之初，這一話本是屬於某一藝人，慢慢擴大到某一門戶（如此一師傅帶有徒弟或此人之家屬之類），甚至某一書會成員所有。和民間文學不同，在俗文學中，特別是長篇的史詩小說中，傳承者是非常講究家法的。除非遇到特殊的天才，對承繼的傳統加以豐富和發展，一般則只能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刪細節，使更符合講演的時代和場合。祇有在長期的傳承中，如《水滸》、《三國》之類，纔會成爲很多講唱藝人公共的題材。即使此時，各家還有各家的家法，各家的特點，而不是集體公共的產品。我們來看《金瓶梅詞話》。《金瓶梅詞話》雖採用很多前代文獻資料及書會留文，此書雖以北宋末年爲背景，但實際描述的是明嘉靖年間（1522一1566）社會，因此此故事創作不會早於嘉靖，而最遲到萬曆二十年（1592）即已成書，由創作到成書時間不長，如經演唱，也祇在一兩代藝人之間，和《水滸》、《三國》的世代流傳不同。《金瓶梅詞話》也許就出自創作、講唱的藝人之手，談不上甚麼集體創作。即已由不祇一個、不祇一代的藝人講述，還祇在某一書會，某個師承或家庭傳承下講唱的。

有人認爲目前並“沒有絲毫史料”可以說明《金瓶梅》是世代累積型的作品（參見孟昭連《〈金瓶梅〉是“世代積累型”作品嗎？》，載《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四輯，第89一105頁）。蒲安迪以爲“《金瓶梅》全書首尾相應的連續結構，在一回一回銜接之處很少見到那種‘未知如何……’式的緊張處，更不像一種由說書一場一場的獨立回目組成的章回連環故事。而且，徐朔方也指出，《金瓶梅》那種特殊的內容細節顯然不太適合於公開口頭表演的敘述形式”（《〈金瓶梅〉非“集體創作”》，載《金瓶梅研究》第二輯，1991，第82一90頁）。說《金瓶梅》不是世代累積的集體創作、不適合表演，並不能否定《詞話本》的話本特徵和它是藝人創作的論證，更不能因此得出《金瓶梅》爲文人作品的結論。某一天才的說書人，以他習慣的說書形式和語言，寫出《金瓶梅詞話》，也不一定要經過演唱後再來記錄的。究竟《金瓶梅詞話》有沒有經過演唱的階段？是直接書面創作還是先經演唱再紀錄下來的作品？還是有待探討的問題。

就內容反映的時代來看，《金瓶梅詞話》產生於嘉靖年間。從其中從第六十一回起大量引用李開先《寶劍記》，而前六十回則無一處道及一事推測，前半部或成形於《寶劍記》流傳以前，後半部或成於《寶劍記》盛行以後。寫定成書，自然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寶劍記》脫稿之後。目前對《金瓶梅詞話》引用各種資料，特別是俗文學資料的研究仍不充分，未來的研究或者會將成書年代更推後些。目前所知，萬曆二十年（1592）左右，已有《金瓶梅》抄本在文士圈中流傳，則其寫定，又應在此時之前。也許隨着研究的深人，我們還可將《金瓶梅》抄本出現時間，推得更早更準確些。

此書自《水滸傳》武松殺西門慶、潘金蓮爲兄武大報仇故事敷衍而出，取書中主角西門慶妾潘金蓮、李瓶兒及婢龐春梅三人名中一字，合爲書名。敘北宋徽宗年間，山東清河縣破落戶財主西門慶勾官結府，巧取豪奪，娶了六房妻妾，頓成鉅富。又以財富賄賂，夤緣爲清河縣掌刑副千戶，後升爲千戶。以官營私，大富大貴。壯年時以縱淫過度暴斃，家道衰落，諸妾及家人散去，惟存妻吳月娘守遺腹子孝哥。後金兵南侵，逃亡途中孝哥出家。月娘收僕人玳安爲義子承西門家業，七十而亡。

《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以當代社會現實生活爲題材的長篇小說。故事雖託言於北宋，而所寫實爲明代，特別是嘉靖一朝。以西門一家爲中心，擴展至市井、至社會各階層。所寫有地痞流氓、無賴潑皮、販夫走卒、僧道醫卜、三姑六婆、文士官吏，乃至帝王將相，而着意寫家庭婦女及家庭之日常生活，開啓了後來明清人情小說的大流。其敘事寫人，多用白描，即以客觀描述，以代替過去說話方式的主觀描述。其敘述方式，亦由既往的白話長篇的聯綴式變爲單體式，由線性結構變爲網狀結構。

傳世明刊《金瓶梅》有下列兩種系統之版本：

（一）《新刻金瓶梅詞話》十卷，卷十回，共一百回。簡稱爲“詞話本”、“十卷本”；因其中有“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序，故又稱“萬曆本”。首《金瓶梅詞話序》，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云云，稱笑笑生爲其友。末署“欣欣子書於明賢里之軒”。次《〈金瓶梅〉序》，謂：“《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巫稱之，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又引其友褚孝秀之言。石公爲袁宏道（1568一1610）號，褚孝秀無考。次爲《跋》，署“廿公書”，謂“《金瓶梅傳》爲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云云。接下《新刻金瓶梅詞話》詞四闕及酒色財氣《四貪詞》。下《新刻金瓶梅詞話目錄》，一百回，不分卷。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四周單框，絲闌。版心單白魚尾，上作“金瓶梅詞話”,下爲回次，葉次。此書現存全本三部，殘本一帙。除一部藏中國外，餘藏日本。原北平圖書館所藏一部，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此本欠第五十二回第七、第八兩葉，上有若干後人批語及改文。1933年馬廉等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影印，影印本增入通州王孝慈所藏《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插圖二百幅，並以此本補抄所缺兩葉；又修去後人批語及改動正文。此影印本後又經多次再影印。日本方面，日光慈眼堂藏本最爲完整。山口縣德山市毛利書庫棲息堂藏本（簡稱《棲息堂本》）缺第二十六回第九葉、第八十六回第十五葉、第九十四回第五葉；第五回末葉（第九葉）文字與慈眼堂本不同。殘本存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原爲《普陀洛山志》襯紙，存二百二十五面，分裝三冊。所存者爲第十一至十三、第十五、第四十一至四十八、第八十八至第九十四回，除第十一、十二、四十三、四十五、八十五、九十一、九十二回完整外，餘皆殘缺。據比勘可知，現存四種《詞話》本皆同一版本，惟《棲息堂本》第五回末葉爲後刻補入者。據研究此本印行較遲，缺此一葉，遂據《忠義水滸傳》第二十五回補刻者。是知《詞話》本最少有兩次印刷。1963年日本東京大安株式會社據《慈眼堂本》和《棲息堂本》配合影印，並附《棲息堂本》第五回末葉。書末附《日光本採用表》，列出所使用《慈眼堂本》葉次；又有《修正表》，於原本文字不清晰處，據其他各本校出。正文共五冊，第六冊爲《清宮珍寶皕美圖》。大安本爲最可靠的《詞話本》影印本，曾多次被影印，但影印本多缺附錄部分。當代的《詞話本》整理本或是不全，或經刪節，惟梅節校訂，陳詔、黃霖註釋之《金瓶梅詞話》（香港，夢梅館，1993）爲全本，且校勘最精。《詞話本》除所知三種明刊本外，又有傅惜華藏殘本，書名爲《繡像古本八才子詞話》，存五冊十七回，前有順治二年（1645）序及目錄，知爲十卷百回本。此本已佚，是否爲此一系統本子，亦不能知。

（二）《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計二十卷，卷五回，共一百回。相對於《新刻金瓶梅詞話》，此本有繡像，有評語，又少了很多說唱的成份，更接近案頭讀物，故簡稱爲“說散本”、“像評本”、“廿卷本”、“繡像本”、“評改本”等；又因正文“由”作“繇”、“檢”作“簡”，避崇禎諱，故又稱“崇禎本”。此本現所知者，中國有王孝慈藏本（下稱《王氏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下稱《北大本》）、首都圖書館藏本（下稱《首圖本》）、天津圖書館藏本（下稱《天圖本》）、上海圖書館兩種藏本（下稱《上圖甲本》、《上圖乙本》）、周越然藏本（下稱《周氏本》）及吳曉鈴藏抄本（下稱《吳抄本》）等，又有若干殘本，惟情況不詳。以上諸本中，《周氏本》亦佚去，祇存一書影及簡單的版本記錄。《吳抄本》據研究者謂抄於乾隆年間，爲刪節本。日本方面有內閣文庫（下稱《內閣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下稱《東大本》）、天理大學中央圖書館（下稱《天大本》）三處藏書。《北大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及《內閣本》（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皆曾影印。現將各版本資料簡介如下：

（甲）《王氏本》　通州王孝慈原藏，現已佚去。此本插圖曾影印入古佚小說刊行會所出版的《新刻金瓶梅詞話》中，其第一回首葉及部分插圖又影印入鄭振鐸編《世界文庫·金瓶梅詞話》中，前三十三迴文字亦校入鄭編本。鄭振鐸謂此本“插圖，凡一百頁，都是出於當時新安名手。圖中署名的有劉應祖、劉啓先（疑爲一人）、洪國良、黃子立、黃汝耀諸人。他們都是爲杭州各書店刻圖的，昊騷合編便出於他們之手。黃子立又曾爲陳老蓮刻九歌圖和葉子格。這可見這部金瓶梅也當是杭州版。其刊行的時代，則當爲崇禎間”。又謂此本有東吳弄珠客的序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第257頁）。此本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眉批每行二字。據黃霖謂“上圖乙本的正文及眉批接近王氏本，又其插圖、正文的刊刻較爲粗劣的情況來看，它當是王氏本的翻刻本”（《關於〈金瓶梅〉崇禎本的若干問題》，載《金瓶梅研究》第一輯，1990，第60頁）。

（乙）《北大本》　馬廉原藏，上有“不登大雅之堂”陰文方章。缺扉葉。首《金瓶梅序》，署“東吳弄珠客題”。次《新刻批評繡像金瓶梅目錄》。各回前有插圖一葉，全書計一百葉。插圖同《王氏本》而較粗簡。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有眉批、夾批，眉批每行四字。《天大本》格式與此相同，然有個別文字不同，自不能謂爲同版。其插圖合爲一冊，可能爲後人改裝的結果。上圖甲本形式亦類此本，亦有個別文字相異，彼此關係仍有待研究。

（丙）《內閣本》　扉葉右上方小字作“新鐫繡像批評原本”，版中大字作“金瓶梅”，左上方稍低處作“本衙藏本”，下有瓶插梅花圖。卷首有《金瓶梅序》，署“東吳弄珠客題”，又有廿公跋，有插圖五十葉，一百幅，每回一幅，合置書前，惜已散佚。接下爲《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目錄》。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八字。有眉批、行間夾批。眉批三字一行，然亦有二字一行者。正文首回首葉首行作“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字稍大。第二行爲回次回目。《東大本》被研究者認爲與《內閣本》同一版本的本子，其書前插圖五十葉亦已佚失。此外又有《首圖本》，其正文形式與《內閣本》相同，文字亦最相近，惟無眉批，且刊刻較差，故疑爲《內閣本》之翻刻本。《首圖本》現缺一冊（卷十一，第五十一至五十五回）。書前有插圖一冊，一百零一頁，前百頁皆據他本轉刻而甚粗劣，且刪去原刻者署名。末一頁爲回道人題詞。

《周氏本》、《上圖乙本》及《天圖本》其正文格式亦同《王氏本》。《周氏本》已佚，據記載，有插圖一冊，百葉。未知其眉批情況。《上圖乙本》插圖亦如《周氏本》，百葉，合爲一冊，置書前。其正文近《世界文庫本》，眉批或二字一行，或四字一行，較《北大本》少了很多批語。《天圖本》插圖如《北大本》，分置各回前。正文及眉批近《上圖乙本》，惟眉批較多。此三種可合爲一類，視爲《王氏本》之再刊本。現所知道的“廿卷本”達十多種，此外還有若干殘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北大圖書館皆有殘本），因分藏各處，閱讀不易，各版本間之關係，至今仍未有全面研究。當代校點整理完整的“廿卷本”有齊煙、汝梅校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9）。“廿卷本”版本雖多，就正文而言，相差還是有限的。目前研究結果，就插圖、評語和正文形式一一推究，發現《王氏本》最近原刊本。

張竹坡（名道深，1670一1698）評點的《第一奇書金瓶梅》（下稱《張評本》）在《金瓶梅》的流傳史中十分重要，此書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出版，以後有許許多多的重刊本、刪節本。在1932年翻印《新刻金瓶梅詞話》以前，社會流傳的幾乎都是《張評本》或他的增刪本，滿文和其他文字的《金瓶梅》譯本，也是以（張評本》爲底本的。現存的“本衙藏版”本，一般認爲原刊本。扉葉框內右上方作“彭城張竹坡批評金瓶梅”，中間大字“第一奇書”，左下方作“本衙藏板，翻印必究”。首《第一奇書序》，署“時康熙歲次乙亥（三十四年，1695）清明中浣秦中覺天者謝頤題於皋鶴堂”。謝頤爲張潮（1650一？）的化名。次《第一奇書凡例》、《雜錄》、《竹坡閒話》、《冷熱金針》、《＜金瓶梅＞寓意說》、《苦孝說》、《第一奇書〈金瓶梅〉趣談》、《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等。各回正文前有總評，另葉刊出，置正文前。《張評本》有眉批、夾批及雙行批註。正文四周單框，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版心無魚尾，上作“第一奇書”，下爲回次、葉次。又有模刻祟禎“廿卷本”插圖一百葉，另冊裝出。《張評本》據崇禎初刊或較早翻刻本的“廿卷本”如《王氏本》、《北大本》爲底本加評，有些評語引用“廿卷本”的評語再加評論的。所謂“原評”云云，指的就是“廿卷本”的評。《張評本》正文相當忠實原底本，甚至“廿卷本”錯誤的地方，兩本亦同誤。祇有極少數“廿卷本”有明顯錯失的地方作修正，此外就是改去底本上清朝的礙諱字，如“虜患”作“邊患”、“夷狄”作“邊境”之類。故就校勘《詞話本》而言，此本沒有特殊的價值。王汝梅、李昭恂、於鳳樹校點的《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7）爲較好的《張評本》當代整理本。

廿卷本《金瓶梅》和十卷本《金瓶梅詞話》故事人物絕大部分相同，文字有七成完全一樣，甚至很多錯字都一樣，可知同出一源。但此兩系統的本子又有下列明顯的差別：

第一，“十卷本”卷首的欣欣子序不見於“廿卷本”，也沒有正文前的詞四首和《四貪詞》。

第二，“十卷本”的回目雖每回兩句，但有時字數不等，且不對偶；“廿卷本”則爲比較工整的聯語。

第三，“十卷本”各回開頭雜用詩、詞不一，多引自當代話本如《水滸傳》等，有時重複使用，不少與該回內容無關；“廿卷本”則用詞，多引用《草堂詩餘》等當代流行詞集。

第四，“十卷本”第一回從武松打虎談起，抄自《水滸傳》，“廿卷本”則從西門慶結十兄弟起。“十卷本”第八十四回又有涉及梁山好漢的故事，“廿卷本”刪去，看出改編者要擺脫《水滸傳》影響的努力。

第五，第五十三及第五十四回內容和文字有較大的分別。“十卷本”此兩回寫得比較細膩，和全書較統一；“廿卷本”此兩回草率，和第五十五、六、七回較爲相近，和全書不大接續。

第六，各回皆有刪改，刪去大量詞話的成份（如敘事形式、韻文部分、引用別種書籍或話本部分）並加修飾，又刪改一些方言詞爲普通詞語，使詞話本變成閱讀的本子。

“廿卷本”原自詞話本是大家公認的事實，目前所存“廿卷本”中，還留下不少痕跡。如《北大本》、《上圖乙本》、《天大本》第九卷題作《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詞話卷之九》之類。一般認爲，“廿卷本”是據刊本“十卷本”修訂而成的，“十卷本”是“廿卷本”的母本，他們間是父子的關係。但這不符合兩個版本間的實際情況。首先，要是“廿卷本”自“十卷本”而來，爲甚麼將描述比較細膩又和全書文字風格比較統一的第五十三、五十四回改得面目全非，粗率不堪？其次，就兩種版本互相校勘的結果來看，兩本同引用他書（如《水滸傳》）的地方，間有“十卷本”錯漏處“廿卷本”不錯，又有些“十卷本”脫行、錯簡的地方，“廿卷本”不誤，這都不是父子本說所能解決的。韓南（Patrick Hanan）早就注意到這種情況，認爲“廿卷本”非源於“十卷本”。梅節細校過此兩種版本，他據大量的校勘證明“十卷本”和“廿卷本”是兄弟本而非父子本。黃霖亦看到父子本說不能解釋一些校勘提出的問題，“我認爲崇禎本當以已刊詞話本（所謂‘原本’）爲底本，又參照了另一‘元本’修改加評而成”。這也就間接否定父子本說了。梅節的結論是：“說散本和詞話本的關係雖異常密切，但並非改編自今本詞話。它們可能源自一個共同的祖本。這一點可以說明它們衆多的相肖之處。但兩本在各自流傳的過程中，由於傳抄的訛奪、藏者的是正、編者的刪改等等，又出現不少歧義。其中有些具有可溯性，有些卻不能，後者構成了說散本與今本詞話的質的差別。簡單說，它們是兄弟關係或叔侄關係，而不是父子關係。”（《金瓶梅詞話與說散本關係考校》，載《金瓶梅藝術世界》，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

萬曆二十年（1592）間，抄本《金瓶梅》已在一些文人圈中流傳。據文獻記載，最早讀到此書的有著名書畫家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1555一1636）、著名文士、醫家王肯堂（字宇泰，1549一1613）和著名文士王穉登（字百穀，1535一1612）等人。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1568一1610）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給董其昌的信即詢：“《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二十一《尺犢·董思白》）袁中道（字小修，1570一1624）記其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小說之佳者。思白日：‘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後從中郎真州（1597），見此書之半。大約模寫兒女情態具備，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蓮也；‘瓶’者，李瓶兒也；‘梅’者，春梅婢也。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瑣碎中有無限煙波，亦非慧人不能。追憶思白言及此書曰：‘決當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聽之而已；焚之也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滸》，崇之則誨盜，此書則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爲新奇，以驚愚而蠢俗乎？”（《珂雪齋集·珂雪齋遊居柿錄》卷九）萬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作《觴政》，其《十之掌故》云：“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蒙莊》、《離騷》、《史》、《漢》、《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說》、《顏氏家訓》，陶靖節、李、杜、白香山、蘇玉局、陸放翁諸集爲外典。詩餘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高則誠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爲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則與中郎酒會者，自然都要讀《金瓶梅》了。中郎是當日青年一輩文人的領袖，可能由於他的提倡，促進了抄本《金瓶梅》的流通。屠本畯（字田叔，1542—1622後）在《山林經濟籍·經部》卷八《燕史固書第十二》引上文曰：“不審古今名飲者，曾見石公所稱‘逸曲’否？按《金瓶梅》流傳海內甚少，書帙與《水滸傳》相埒。相傳爲嘉靖時，有人爲陸都督炳（1510一1560））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託之《金瓶梅》。王大司寇鳳洲（名世貞，字元美，1526一1590）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往年餘過金壇，王太守宇泰出此，云以重貲遘抄本二帙。予讀之，語句宛似羅貫中筆。復從王徵君百穀家，又見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如石公而存是書，不爲託之空言也。否則，石公未免保面甕腸。”（萬曆戊申1680自序，惇德堂刊本）其實中郎有《金瓶梅》抄本，祇是不全。

萬曆三十五年（1607），袁宏道給他過去葡萄社的社友謝肇淛（字在杭，1567一1624）寫信約晤，謂“仁兄近況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袁宏道集箋註》卷五十五《與謝在杭》）謝肇淛後來寫《〈金瓶梅〉跋》曰：“《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名代。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採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託之西門慶也。書凡數百萬言，爲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此書尚無鏤版，鈔寫流傳，參差散失，惟弇州家藏者，最爲完好。余於袁中郎得其十三，於丘諸城（名志充，？一1632）得其十五，稍爲釐正，而闕所未備，以埃他日。……仿此者有《玉嬌麗》，然而乖彝敗度，君子無取焉。”（《小草齋文集》卷二十四，天啓丙寅，1626 ,葉向高序刊本）據馬泰來考證，“謝肇淛是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至萬曆四十五年（1617）這兩年內，在北京自其工部同僚丘志充處借得《金瓶梅》抄本，並撰寫《〈金瓶梅〉跋》”（《諸城丘家與〈金瓶梅〉》，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四輯，第l99一212頁。引文見第202頁）。

薛罔（1561一1641以後）亦是較早讀到《金瓶梅》者，他在《天爵堂筆餘》卷二說：“往在都門，友人關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見示，余略覽數回，謂吉士曰：‘此雖有爲之作，天地間豈容有此一種穢書，當急投秦火。’後二十年，友人包巖叟以刻本全書寄敝齋，予得盡覽。初頗鄙嫉，及見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獨吳月娘以善終，頗得勸懲之法。但西門慶當受顯戳，不應使之病死。簡端序語有云：‘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獸耳。’序隱姓名，不知何人所作，蓋確論也。所宜焚者，不獨《金瓶梅》，《四書笑》、《浪史》當與同作坑灰。李氏諸書，存而不論。”（此書有薛三省天啓二年1622序，乃崇禎年間刊本）薛罔《〈天爵堂筆餘〉序》謂集中收萬曆二十三年（1595）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所寫文字，故知萬曆四十八年或稍前，薛罔已讀到包巖叟寄給他的，“簡端”有東吳弄珠客序的刊本《金瓶梅》。據其文集可考知薛罔於萬曆戊戌（1598）至壬寅（1602）年在京。所謂文吉士指文在茲（？一1603），文在茲於萬曆辛丑（160l）登進士第，“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二載，已終養歸卒”（乾隆《三水縣誌》卷十）。黃霖考出：“包巖叟，名士瞻，萬曆末由監生官德州判，著有《妄譚》一書。他和薛罔都是屠隆的同鄉後學。”（《〈金瓶梅〉成書問題三考》，《復旦學報》1985年第4期）薛罔讀到文在茲藏抄本，當在1600年前後。

對《金瓶梅》在從抄本到刊本流傳經過，記載得最詳細，且最多爲人徵引的是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所寫的一則筆記：“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應作‘逸’）典，予恨未得見。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一1621）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名階，1503一1583）錄得者。’又三年（1609）,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名夢龍，1574一1646）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名之駿）時榷吳關（萬曆四十一年，1613），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刻入，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1619或1620）抵輦下，從邱工部六區（原注：‘志充’）得寓目焉，僅首卷耳，而穢黷百端，背倫滅理，幾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按：據考，應爲1620），此書不知落在何所。”（卷二十《詞曲》）李日華（字君實，1565一1635）《味水軒日記》提到：“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五日（1615年12月24日），伯遠攜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說來，大抵市渾之極穢者，而鋒焰遠遜《水滸傳》。中郎極口贊之，亦好奇之過。”沈德符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秋中舉後，年底上京。照此條記載，他在上京前已讀到“吳中懸之國門”的刊本了，則刊本之出現，當在萬曆四十五年季冬至萬曆四十六年底間。說此書於萬曆四十六年面世，大概是可信的。

就以上記載，我們可以看到，1592年後有抄本《金瓶梅》在文士圈中流通。1595年董其昌藏本由袁宏道傳抄。大約在1607年謝肇淛借抄袁宏道本，1616-1617年間借到丘志充藏本補抄，並寫了跋。據謝氏跋，董本和丘本《金瓶梅》都不全，且皆爲廿卷本。1609年沈德符又從袁中道借抄此書。當時還有王肯堂、王穉登和文在茲的殘本，有關這三個本子記載不詳，未知情況。此外又有傳說中的徐階、劉承禧和王世貞所存全本，前者下落不明，後者則在萬曆年間已失散。薛罔和沈德符都是既讀過殘抄本又在萬曆末年見到新刊本的人，照薛罔的引錄，他所讀的刊本首端有東吳弄珠客的序。從薛、沈兩人的記載，似乎他們沒讀到附在“十卷本”上欣欣子的序，因此對作者有諸多揣測。估計他們所讀的刊本是“廿卷本”，未必有插圖和批語。上面已指出，刊本大概在萬曆四十六年間出版，東吳弄珠客的批語，是爲“廿卷本”的出版而寫的，但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廿卷本”是崇禎年間再刊本。“十卷本”要在“廿卷本”出版後纔出版的，否則他不能收人東吳弄珠客的序。崇禎己巳（二年，1629）聽石居士的《〈幽怪詩譚〉小引》謂：“不觀李溫陵賞《水滸》、《西遊》，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乎？”則“十卷本”應出版於1629年前，如此，“十卷本”在1619一1629年間出版。

上面我們研究萬曆年間文士關於《金瓶梅》的記錄，發現他們讀的，大致是“廿卷本”。沈德符在萬曆四十七年所寫有關《金瓶梅》的資料指出：“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刻人，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矣。”這個記錄，和現存的“廿卷本”相同。再加上薛罔引錄他所見到的是刊本，“簡端序語”是東吳弄珠客寫的《〈金瓶梅〉序》，和“十卷本”“簡端”有欣欣子的《〈金瓶梅詞話〉序》不同，使我們知道，萬曆四十六、七年間，“廿卷本”《金瓶梅》已面世。目前我們看到的“十卷本”，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回較“廿卷本”這兩回文字風格和內容有較大的差別，比其他各回，“十卷本”此兩回較接近原作。再加上其他校勘材料，使我們發現“十卷本”和“廿卷本”是兄弟本，而不是一般所說，“十卷本”刊出後，有人加以增刪改易，加上評語和插圖，產生“廿卷本”。兩本同出一源，都是《金瓶梅詞話》，“十卷本”較少改動，更忠於母本，保存了詞話的形式。“廿卷本”則已作大增刪，成了案頭讀物。比較兩本的第五十五至五十七回，可發現兩本相當接近。“廿卷本”這五回雖和全書其他部分不大相同，但這五迴文字風格相近，內容也有內在的照應關連。“十卷本”這五回書分成不大有關連的兩部分，第五十五至第五十七回有提及前兩回內容的地方，和“十卷本”的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回不相應，反而和“廿卷本”的這兩回相應。就是說，“十卷本”這五回有兩個不同的來源，前兩回近詞話本，後三回近“廿卷本”的母本。這三回“十卷本”文字比現存“廿卷本”多，不會從現存“廿卷本”拿來的，這是現存“廿卷本”對母本刪削的證例。至此，有關《金瓶梅》形成的歷史，照目前的研究，我們可作下列的描述：嘉靖年間有藝人創作並講演《金瓶梅詞話》，我們可以以萬曆二十六年李開先《寶劍記》出現爲參照點，在這之前《金瓶梅詞話》前半部已定形，在這之後《詞話》後半部也漸漸定形，最遲不會遲於萬曆二十年，很可能在隆慶或萬曆初，已出現抄本的《金瓶梅詞話》。文士間流傳的是“廿卷本”，缺第五十三至第五十七回。後來有人刪削了其中的詞話成份，改寫部分文字，又補上所缺五回書，於萬曆四十六年出版“廿卷本”《金瓶梅》，有東吳弄珠客序，此爲“廿卷本”的母本。此一萬曆刊本《金瓶梅》，再經刪改，加批，於崇禎年間加繡像刊行，就是我們所說的“廿卷本”《金瓶梅》的初刊本，一般認爲可能正文已失佚，祇存下插圖的《王氏本》。以後的“廿卷本”本，如《北大本》、《天大本》、《內閣本》、《首圖本》、《上圖甲本》、《上圖乙本》、《天圖本》等等，都是崇禎“廿卷本”刊本的翻刻本。崇禎“廿卷本”批提及的“原本”,指的是萬曆刊“廿卷本”而不是它的底本詞話本。張竹坡評本第一奇書的各種本子，亦是自崇禎“廿卷本”刊本或其翻刻本來的。藝人創作的《金瓶梅詞話》，很可能是每十回爲一單元，合爲一卷。此本的一個抄本，也缺五回，在流傳中據演唱者底本，補人第五十三、四兩回，仍缺三回，祇在藝人圈中傳，此本有欣欣子序。可能在萬曆“廿卷本”刊本面世後，有書坊得到此一藝人流傳的抄本，參考已面世的刊本稍加整理，從萬曆“廿卷本”刊本補人所缺的三回書和東吳弄珠客序及廿公跋，刊出十卷本《新刻金瓶梅詞話》，這就是我們目前能看到的“十卷本”。從《棲息堂本》第五回末頁與日光本、臺北本不同，可知此本刊印不祇一次。“十卷本”流傳未廣，除了明末的聽石居士和清初的丁耀亢曾提及外，一般都不知有這麼一種版本。清代以後流傳的都是“廿卷本”系統的《金瓶梅》，直到1932年此本重現人間，纔爲研究者注意。這是一個比較接近原作的《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各版本及其關係：

《新刻金瓶梅詞話》十卷，卷十回，共一百回。簡稱爲“詞話本”、“十卷本”；因其中有“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序，故又稱“萬曆本”。此書現存全本三部，殘本一帙。除一部藏中國外，餘藏日本。

山西本　1931年在山西發現，後入藏北平圖書館，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缺第五十二回第七、第八兩葉。在原本上有後人用硃筆和墨筆加批、改字。改字有時在字上改，有時傍改。亦有在字上改了看不清時傍改的。保存甚好，未見損害。

慈眼堂本　現藏日本日光慈眼堂。缺五葉。有“因破損有文字泯滅處”,“有鼠害痕跡”（第五回）；“第九頁匡郭切去一角，而棲息堂本完全沒有”（長澤規矩也《〈金瓶梅詞話〉影印本的經過》，載黃霖、王國安編譯《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

棲息堂本　現存日本山口縣德山市毛利書庫棲息堂。缺第二十六回第九葉、第八十六回第十五葉和第九十四回第五葉。第五回末葉（第九葉）文字與慈眼堂本不同。“因破損有文字泯滅處”,“第九頁匡郭切去一角，而棲息堂本完全沒有”,“能看到的匡郭、界線、文字的破損，棲息堂所藏本也多一些”（長澤規矩也，《〈金瓶梅詞話〉影印的經過》，載黃霖、王國安編譯《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完全沒有外加的註記等，保存狀態也很良好，有些地方有蟲蛀的痕跡，但不影響文字的閱讀”,“卷首序跋的次序是：欣欣子的序、東吳弄珠客的序、廿公的跋、四貪詞。這一點，與北京圖書館本的跋和詞的次序正相反”（上村幸次《關於毛利本〈金瓶梅詞話〉》，載黃霖、王國安編譯《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

京大殘本　存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原爲《普陀洛山志》襯紙，存二百二十五面，分裝三冊。所存者爲第十一至十三、第十五、第四十一至四十八、第八十八至第九十四回，除第十一、十二、四十三、四十五、八十五、九十一、九十二回完整外，餘皆殘缺。“京都大學殘本中有不清或模糊之處。我看來此三本都依同一版而梓印，而京都大學殘本，應在此兩本之後”,“京都大學殘本的天頭處常夾有批語，而這些批語中有幾處已被‘腰斬’爲裝訂此書時（或裱入《普陀洛山志》時）所裁去……”（參見孫立川《京都大學所藏〈金瓶梅詞話〉殘本》，載《明報月刊》1990年9月號，第102一106頁）。

據比勘可知，現存四種《詞話》本皆同一版本，惟《棲息堂本》第五回末葉爲後刻補人者。據研究此本印行較遲，缺此一葉，遂據《忠義水滸傳》第二十五回補刻者。是知（詞話》本最少有兩次印刷。

古佚本　1933年馬廉等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縮印山西本，所缺兩葉以白紙裝入。影印本增人通州王孝茲所藏《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插圖二百幅及扉頁。書末加編號。首回首頁下方加蓋“古佚小說刊行會章”陽文小篆朱印。

單色印刷，山西本大部分硃筆批被刪去，小部分保留，變爲黑色。山西本上墨筆在正文字上改字在原本墨色有層次，勉強可分辨。影印本則不易分辨，故在底片上將原字修去，寫上改文。

山西本目錄及正文皆有絲欄分行，目錄及正文空頁處偶有絲欄，大部分沒絲欄。古佚本於各空頁一律畫上絲欄。

此本曾被多次影印，所缺兩葉，多據崇禎本補入。

大安本　1963年日本東京大安株式會社據《慈眼堂本》和《棲息堂本》配合影印，並附《棲息堂本》第五回末葉。書前有凡例。書末附《日光本採用表》，列出所使用《慈眼堂本》葉次。此表說明第一條謂第九十四回第五葉採用中國國家圖書館影印本。又有《修正表》，於原本文字不清晰處，據其他各本校出。大安本以棲息堂本爲主，參用慈眼堂本及古佚本的百袖本。正文共五冊，第六冊爲《清宮珍寶皕美圖》。大安本曾多次被影印，但影印本多缺附錄部分。

聯經本　1978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以古佚本爲底本，又參考山西本套色影印。其尺寸則依山西本。插圖取自古佚本，但分置各回首。目錄及正文空頁的絲欄亦照古佚本。

聯經本據傅斯年藏古佚本校對山西本。將古佚本中原山西本朱墨批及點改處描爲朱墨，若干古佚本修字回改爲原字。再將校本複印兩套：一套爲黑色的影印底本，在上面塗掉硃筆部分；一套爲朱墨的影印底本，在上面塗掉黑墨部分，然後製成兩套底片。在塗改的過程中，由於工作失誤，有些原爲朱墨的變爲黑墨，有些原是黑墨的變爲朱墨。正文字上改字最難處理，爲了清楚，有時塗去改字，保存原字；改字補寫在原字字旁，和山西本、古佚本都不同。硃筆部分有時顏色較淡影印不清楚或影印不出，則據山西本描上，造成字迹不同甚或錯字，有些山西本的批佚去。

此本又據大安本補第五十二回第七第八葉。

此本前易古佚本扉頁爲聯經扉頁。修去古佚小說刊行會章加傅斯年章。又加《出版說明》一葉八則，其第八則謂硃筆批及校正皆據“原刻本一一還原”，與事實不合。

早在《金瓶梅》刊本還沒問世前，即有續書。寫於萬曆四十五、六年（1616一1617）年間謝肇淛《〈金瓶梅〉跋》末謂“仿此者有《玉嬌麗》，然而乖彝敗度，君子無取焉”。沈德符記他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從丘志充處借讀《玉嬌麗》。署“泰昌元年（1620）長至前一日隴西張譽無咎父題”的《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序》及得月樓刊本署“楚黃張無咎述”的《平妖傳敘》都提及《玉嬌麗》，以後還有其他資料提及此書，但明亡後此書佚失。丁耀亢於順治十七年（1660）作《續金瓶梅》，以《金瓶梅詞話》爲前集，《續金瓶梅》爲後集。面世後，有人就將它和《玉嬌麗》混爲一談了。但照沈德符的描述，兩書除皆談因果報應一點相同外，其他內容相差甚遠。《〈續金瓶梅〉借用書目》中沒列人《玉嬌麗》，可能丁耀亢也沒有見過《玉嬌麗》了。在此稍後，出現了《新鐫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四十八回。不題撰人，首四橋居士序。《隔簾花影》雖自稱爲“繼正續兩編之作”，而實爲《續金瓶梅》的刪削竄改本。此書後又改爲《花影奇情傳》等名稱出版。此外又有《金屋夢》，亦爲《續金瓶梅》的另一種刪削本。其詳細情況可參《〈續金瓶梅〉提要》。道光元年（1821）出現訥音居士（務本堂主人）編輯《三續金瓶梅》。訥音居士以《隔簾花影》爲繼《續金瓶梅》後的二續《金瓶梅》，故名其所寫之書爲《三續金瓶梅》。《三續金瓶梅》又名《小補奇酸志》，可知其所續者，爲張竹坡評本《金瓶梅》。《張評本》前有《苦孝說》，謂“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日抱阮，結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兒，作者之心，其有餘痛乎。則《金瓶梅》當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說’”云云。

《金瓶梅》譯本甚多，最早面世的爲署“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穀旦序”的滿文刊本。昭槤（1776-1829）《嘯亭續錄》卷一《翻書房》謂：“……及定鼎後，設翻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擇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有戶曹郎中和素者，翻譯絕精，其翻《西廂記》、《金瓶梅》諸書，疏櫛字句，咸中綮肯，人皆爭頌焉。”則又可知滿文《金瓶梅》爲和素所譯。此書中、日、美、法、俄諸國，皆有刊本或抄本。日文譯本最早出現的是罔南閒喬的《金瓶梅譯文》，百回，祇有抄本，大概祇是摘譯節寫。江戶末期曲亭馬琴（1767-1848）改編《金瓶梅》成《新編金瓶梅》。1882一1884年松村操翻譯的《原本譯解金瓶梅》爲日本最早的翻譯本，祇出版九回。以後陸續有譯本出版，亦皆不全。直至1949年，纔有尾板德司全譯本出現。1960年出版的小野忍、千田九一合譯的《金瓶梅》，採用詞話本爲底本，被認爲最好的譯本，此本曾多次修訂出版。在此前後還有出版多種全譯或節譯本《金瓶梅》。1853年法國巴贊（A.P.L.Bazin）發表《金瓶梅》第一回譯文，以後出現其他文字的部分譯本。1912年喬治·蘇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e de MOrant）出版編譯的《金瓶梅》爲《金蓮》（lotus d'or），以後還有英文、德文等《金瓶梅》節譯本。1931年出版弗朗·庫恩（Franz Kuhn）的德文節譯本影響最大，此書曾多次再版，又被轉譯成法、英等多種歐洲文字。克萊門特·埃傑頓（Clement Egerton）的英文全譯本於1939年出版。以上都是據張竹坡評本翻譯的。1977年莫斯科出版馬努辛（B·Mahhyx）的《金瓶梅詞話》俄文全譯本。雷威安（Andre Levy）的《金瓶梅詞話》法文全譯本在1984年出版。芮效衛（David Tod Roy）近年在美國出版英文全譯本。金龍濟的朝鮮文譯本據張竹坡評本，1956年出版。越南文譯本則以中國坊間刪節本《古本金瓶梅》譯出，譯者不詳，1969年出版。

（陳慶浩）

——以上摘自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山西教育出版社西元2004年版）。

香港三聯書店有會校本，當即此文本。按原文本「閒」多作「閑」，今爲便於分別，多有改動，如將「幫閑」改爲「幫閒」，「等閑」改爲「等閒」之類。每回前之繡像，本站取自臺灣增你智版《金瓶梅詞話》（其底本爲萬曆丁巳本《詞話》，《詞話》原無插圖，出版時于每回之前補入崇禎本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