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輯本桓譚新論·附録

桓譚著作考

從莊子到王充，中間經過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和作爲王充唯物主義哲學的先導者——揚雄、桓譚。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號稱雜家，而實以儒道二家爲主，即主張儒道合流。儒道合流是中國秦漢以來素樸的唯物主義的哲學傳統，而實際則以易老莊爲其中心環節，不談中國古代的素樸唯物主義與辯證法則已，否則必須首先追溯到易老莊。不過在儒和道合流之中，有的先老莊而後六經（包括易經在内），有的先六經而後老莊，至於只一味以六經爲主的，則是純粹墨守儒家，而與唯物論無緣了。淮南子所著淮南九師道訓，是聘善爲易者九人撰成的，但就其留傳下來的淮南子二十一卷來看，則分明是先老莊而後儒家。揚雄所著有法言、太玄。法言擬論語，太玄擬易，從外表形式上看，是純粹儒家，但是法言注從李軌以來，即右道左儒。太玄妙極陰陽之數，與易道相同，而「惟清惟静，惟淵惟默」之語，朱熹以爲「皆是老子意思」；「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太玄賦「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此即其儒道合流之確證。揚雄書甚易得，法言有元纂圖互注本、明世德堂本、天啓年間朱蔚然合諸名家評點本、清嘉慶廿三年石研齋秦氏明新安程榮校本重刻宋治平堂本，又徐養原校李賡蕓刻本。汪榮寶法言義疏亦可資參校。太玄有范望太玄經注，明玉鏡堂依宋刊本，司馬光、許翰等集注有孫氏古棠書屋叢書本、道藏本、湖北崇文書局本、四部備要本、又孫澍集注，清道光十一年岷陽孫氏鵞溪大學刊本。又陳本禮太玄闡微，清光緒刊本亦可資參校。桓譚極稱道揚雄，新論：「揚子雲何人耶？答曰才智開達，能入聖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又以玄經次五經，謂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然而自漢以後，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桓譚與揚雄同反對當時讖諱爲怪誕不經，故在思想鬥争中均表現其唯物主義的傾向。法言重黎篇：「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君子篇：「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能使無爲有。」「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這種鮮明的無神論思想，實爲桓譚所繼承。桓子新論現已失傳，隋書經籍志入儒家類，實亦儒道合流，如稱「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文選袁彦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又漢書揚雄傳贊：「桓譚曰：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此亦其一證。其關於無神論與唯物主義思想，則更豐富極了，後漢書二十八上桓譚傳，載其抑讖重賞疏云：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虚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當時光武帝看了大爲不悦，「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决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這一位反宗教迷信的唯物論者的結局，我們可以看出兩漢間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争何等劇烈。新論二十九篇雖已亡佚，就其殘存的一點來看，已可見桓譚唯物主義的思想色彩，如云：

讖出河圖洛書，但不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意林卷三引）劉子駿信方士虚言，謂神仙可學，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久老剥折，指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不衰。」（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木部，太平御覽卷九五六木部）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羣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吴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甚可傷。（太平御覽卷五三六引）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翁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焉。」（太平御覽卷三八二引）

余與劉子駿言養性無益，其兄子伯生曰：「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鈎藤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爲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礜石賊鼠，桂害獺，杏核殺猪，天非故爲作也。」（太平御覽卷九九〇引）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文選謝靈運廬陵王墓詩注引）無仙道，好奇者爲之。（連江葉氏本博物志七引）

桓譚關於政治社會的開明的見解，收入唐魏徵羣書治要卷四十四，共十三節，關於無神論的思想體系，收入梁僧祐弘明集卷五桓君山新論形神，其餘片言隻語，見於意林、文選注、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初學記、史記集解、漢書注、後漢書注等書，共約三百餘事。後漢書桓譚傳云：「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唐章懷太子賢注云：「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别爲上下，凡二十九篇。』」又注曰：「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由此可見新論尚非全書。太平御覽卷六〇二文部引新論云：「余爲新論，術辨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這在當時原爲嶄新的著作，而竟不能全傳，弘明集雖收入論形神一篇，但如明汪道昆本、金陵刻經處均誤爲晉人，可謂謬妄之至。近人研究中國唯物主義哲學，知有王充而不知有桓譚，如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上册）提及桓譚而叙述甚少，姚舜欽秦漢哲學史則竟未加叙述，此皆因未接觸原著之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書起漢迄唐，計六百三十二種，而竟無此書，近商務印書館印四部叢刊，亦無此書，中華書局四部備要雖有其書，而所據校刊乃沈陽孫馮翼問經堂叢書中輯本，遺漏極多，實不適用，這不能不説是新論一書在傳播上的厄運。

今案桓譚新論輯本，共有兩種，另有一種未刊行。孫馮翼輯桓子新論，在問經堂叢書第三函，嘉慶七年九月刊本（一八〇二），據其自序云：「宋史藝文志不載譚書，晁公武、陳振孫亦皆未言及，則其亡軼當在南宋時。」孫輯逸篇惟琴道篇據文選注所引有標題，其餘則恐怕「昔人徵引其辭，未嘗顯標其題，必欲臆爲分别，恐蹈武斷」。又云「陶宗儀説郛所引新論二十七事，其書不足據，故未采録」（案説郛有各種版本，如商務印書館據明鈔本鉛印一百卷本四十册，内即缺此一書。順治間兩浙督學周南學際期重刊本一百卷，内卷五十九有桓譚新論，當爲孫馮翼所據）。這種治學的態度，尚屬嚴謹，但其缺點，黄以周批評它，謂其「惟以文選注明引琴道，遂以是篇居首，次以意林所載，餘皆以所採書爲先後，殽雜而無倫，重複而迭見，無由見本書之隱栝」。（桓子新論序，見儆章雜著，子叙）其實最大缺點，還在搜羅不廣，如弘明集卷五桓君山新論形神，羣書治要卷四十四，均爲極重要之資料，均未採及，而且重複的地方太多了（如「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共三見，「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一節二見，「圖王不成亦可以霸」二見。「謂狐爲狸，以瑟爲箜篌」一節二見，「以賢代賢謂之順」二見，「聖人皆形解仙去」一節二見）。嚴可均輯本見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十三至卷十五，有湖北黄岡王毓藻刊本。其自序並見鐵橋漫稿（心矩齋校本）。兹録其要語，以見一斑。

案二十九篇而十七卷者，上下篇乃合卷，爲十六卷，疑復有録一卷，故十七卷。其書亡於唐末，故宋時不著録。全謝山外集卷四十，稱常熟錢尚書謂新論在明季尚有完書，恐非其實。今從羣書治要得十五事，審是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四篇，從意林得三十六事，審是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啓寤、祛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辨惑、琴道十三篇。又從各書得三百餘事，合併複重，聯繫斷散，爲百六十六事，依治要、意林次第理而董之，諸引僅琴道有篇名，餘則望文歸類，取便檢尋，其篇名黑質白文以别之，定十六篇爲三卷。君山博學多通，同時劉子駿七略徵引其琴道篇，揚子雲難窮立毁所作蓋天圖，其後班孟堅漢書據用甚多。王仲任論衡超奇、佚文、定賢、案書、對作篇皆極推崇，至謂「子長、子雲論説之徒，君山爲甲」，則其書漢時早有定論，惜久佚失，所得見者僅此。然其尊王賤霸，非圖讖，無仙道，綜覈古今，偭僂失得，以及儀象典章人文樂律，精華略具，則雖謂此書未嘗佚失可也。

嚴可均録成此書在嘉慶乙亥六月（一八一五），後孫馮翼十三年，全後漢文收桓譚文從卷十三至卷十五，共三卷。文集收仙賦、陳時政疏、抑讖重賞疏、上便宜、陳便宜、啓事、答楊雄書。卷十三至卷十五，桓子新論。此爲烏程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五人中之一人，其功力之大，搜羅之廣，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然而不幸的是黄以周竟未見其書，只讀其漫稿中所載自叙，即妄肆譏評，謂其「以羣書治要所録十五事，意林所録三十五事爲綱，而以義之相類者比附其間，是豈能一復本書之舊哉？武斷之譏，恐不能免矣。」因此黄以周又另有輯本，據儆居雜著中載黄本序文云：「魏（徵）馬（總）二書所録皆仍本書次序，今舉其語之明顯者以類相從，而不標題篇目，殘文片語無由知其命意所在，則附書後，俾讀是書者，生千百年後，猶得見其具體，豈不愈於孫輯之雜陳迭見哉。」黄輯尚未刻，聞其原稿歸於仁和許益齋，其書即使愈於孫輯，是否即出於嚴本之上？日本武内義雄著桓譚新論考（見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下）竟稱「據此考之，嚴本與黄本最爲完備」，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武内義雄尚未見孫馮翼輯本，竟謂「嚴可均既見孫本，孫本佚文，必與嚴本無異，亦無强見之必要」。（同上）此亦未免過於武斷。孫本雖缺點極多，但註明所引史料來源，尚較嚴本爲詳，此亦未可一概抹煞。武内義雄與黄以周均皆未見原本而先下斷語，舉此一例，亦可見考證工夫之難。

桓子新論的最大貢獻，在他所給王充論衡的影響。王充推重新論，無微不至。論衡超奇篇云：「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又：「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採玉者心羡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論説之徒，君山爲甲。」又佚文篇：「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又定賢篇：「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於新論者也。」又案書篇：「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説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這總是讚嘆不置，正好似桓譚之贊美揚雄，以玄經次五經，王充也讚嘆桓譚，以新論擬春秋。所以案書篇又云：「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論衡之作，很明白即受新論的影響，所以對作篇云：「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虚妄之言勝於真美之也。」意林卷三引新論「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案此一節亦見論衡自然篇，「弗治治之」作「以不治治之」，文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可見王充與桓譚思想的一致性。桓譚是揚雄之一繼承，而王充又是桓譚之一繼承。章炳麟析論累變説，明兩漢儒術變遷，便早注意及此唯物論之思想傳統，而因此桓譚與王充的著述，在中國唯物主義史上的位置，也就更容易明白了。

王充論衡在思想領域，積極方面受桓譚的影響，在消極方面則爲對於班固一派的反響。據後漢書卷七九本傳，知他曾「師事班彪」，但雖學於儒，而與俗儒有思想鬥争，論衡之反天人感應的迷信，最重要的一點，即在反對當時白虎觀諸儒的議論。據後漢書所載白虎觀議論諸儒有魏應、樓望、李育、賈逵、班固等十四人，其中班固是白虎通義的撰集者，王充既師事班彪，則其學術淵源和班固相同，而立場不同，觀點也不同。近人金德建著古籍叢考，曾將論衡和白虎通義對比，認爲論衡許多地方是針對白虎通義而作。例如通義聖人篇主張「聖人無過」，論衡之實知、知實二篇駁它。通義號篇主張帝王受命，論衡之初禀、奇怪二篇駁它。又如通義中的五行説、灾異譴告説、符瑞説、卜筮説、祭祀説，這些都是一套地主階級哲學，論衡無不一一加以批判分析，這證明王充的思想路綫是和純粹儒家地主階級思想的路綫相對立。王充雖反對純粹儒家，而對於揚雄、桓譚，則稱道不置。這無疑乎是由於揚雄、桓譚著作之中，本混合着唯物論的因素，如揚雄太玄本所以贊易，而在其中却部分采取了老子思想，而且通過了老易的模擬，而表示出唯物論的色彩。（參看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上册）桓譚以不善讖流亡，他的反讖緯的思想，雖只依據五經，但他是第一個賞識太玄的人，也具有儒道合的傾向。王充思想即從這儒道合的觀點出發，但他更敢於批判，論衡許多地方「儒者論曰」，接着即是「此言妄也」。它反對儒家，即反對地主思想，反對以讖緯説爲幌子的宗教化儒家，所以自稱「違儒家之説，合黄老之義」。但他也不是老莊學説的因襲者，它指出老子的缺點，是在不能拿人事證明天道：

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説，未見信也。（自然篇）老莊的自然還是没落貴族的「自然無爲」，而王充的自然，則爲農民性的「自然亦須有爲」。所以説：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自然篇）從儒道合出發，而達到儒道批判的新觀點，這可見王充思想的獨創性，即因此，使他成爲我國古代最卓越的素樸的唯物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