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演義》

三國志演義 （元）羅貫中撰

羅貫中，或云名本，字貫中，生平事蹟未詳。明初無名氏編《錄鬼簿續編》云：「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此為有關羅氏生平的惟一可靠資料。至正甲辰為二十四年（1364），離元亡時僅隔三年，可知羅氏當為元末明初人。所作雜劇則有：《風雲會》、《連環諫》、《蜚虎子》三種，除《風雲會》有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之外，均佚。另外，元末浙江慈溪學者趙偕的《趙寶峰文集》附有至正二十六年《門人祭寶峰先生文》，文中有羅本之名，王利器先生疑即羅貫中，是否屬實，尚須進一步考證。

關於羅氏的籍貫，除太原之外，明人所刊小說多以為東原（山東東平）。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三《三國宋江演義》則云「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以致紛紜。今按：元代文人由北遷南者頗多，如元曲作家白仁甫，原籍山西河曲，經河北真定最後定居於南京。羅貫中或其父祖輩也有可能由太原經由東平轉徙到南方，以至寓居杭州，這正符合當時北人遷南方的一般趨勢。 諸書所載，乃各執其一，當是互不相害。至於羅氏為張士誠而作《水滸》之說，以及近人用各種所謂羅氏家譜立論者，恐為好事之過，不足以置信。

明刻小說中署有羅貫中之名者，除《三國志演義》外，尚有《隋唐兩朝史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及《三遂平妖傳》，其真實與否，亦可置疑。

明清兩代所刊《三國志演義》傳世版本之多，當為中國古典小說之冠，足知其流傳之廣且久。然而近代以來有關其版本淵源類別之研究，卻甚寂寥，遠不如《水滸》、《西遊》之熱門。究其原因，則不外乎大家先入為主地認為《三國志演義》既是歷史小說，雖稱七實三虛，其虛構部分有限，各本內容之間應無太大參差之故。

1929年鄭振鐸先生發表《三國志演義的演化》一文（《小說月報》二十卷十號，1934年被收於《中國文學論集》），介紹包括最早的嘉靖本在內的十種明代刊本，就說：「在這許多不同的傳本中，足使我們注意的甚少，因其本文與羅氏此作第一次（?）刊本的原本並無多大的差別。至多祇有幾個字的不同，或不關重要的一二句東西的增刪而已。」他指出嘉靖本和其他版本之不同之處共五點：第一，加插圖。第二，卷數回數的不同。第三，加入批評。第四，按鑒增補。第五，加人周靜軒詩。然後便很斷定地說：「以上五點，皆是萬曆以後出現的諸本與嘉靖本面目上有所不同的所在。然其不同，究竟不過在面目上而已，內容實在是一無差別。嘉靖本假定是羅貫中的原本的話，則羅氏原本的文字直到明末，還未有人敢加以更動刪落或放大的了。」接著說：「在清代的初期，張采（金聖嘆）的影響彌漫於整個批評界上，而刪改古書之習已成了風尚之時，果然出來了一位文士又將羅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一變而第一才子書。這位文士是誰呢？便是張采的跟從者毛宗崗氏。」

此說一出，幾成定論，決定了以後《三國志演義》版本的研究總不離開嘉靖本和毛宗崗本的比較而對其他版本則蔑如的格局。加以嘉靖本和毛宗崗本以外的主要版本多半藏於國外的情況，這種偏向在中國國內尤為突出。其實，鄭先生的看法是錯誤的，《三國志演義》的諸多版本在其內容上存在著明顯且不可忽視的歧異。

日本因國內藏有多種不同的明刻《三國志演義》版本，可謂得地利之便。早在1965年小川環樹先生在《關索の傳說そのほか》（《關索的傳說及其他》，原載岩波書店日譯《三國志演義》第八冊附錄，後收於1968年《中國小說史の研究》）一文中便指出：毛宗崗本有關關羽的第三子關索一節為嘉靖本之所無，卻見於萬曆十九年金陵周曰校刊本，而建陽所刊鄭少垣本、楊閩齋本等上圖下文形式的版本中卻有與周曰校刊本不同的關索故事。

1976年柳存仁先生發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八卷一期，後收於《和風堂文集》），也推定建陽出版的所謂《三國志傳》系統版本的祖本保存著比嘉靖本更早的原始面貌。

中國方面，周邨先生《〈三國志演義〉重校札記》（《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3期）也對鄭振鐸先生的看法提出部分疑問。該文根據周曰校刊本《玄德風雪訪孔明》一則《梁父吟》最後一句「獨嘆梅花瘦」的考證，1967年就云「古本作盛德皇天祐」而熊誠波刊本正作「盛德皇天祐」的事實，便推測古本的存在。以上三位先生都從不同角度對《三國志演義》版本做過分析，只因所見資料各有限，難免顧此失彼，未能展開全面的討論。

1967年在上海嘉定縣發現了明成化本說唱詞話，到1979年出版了影印本《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文物出版社），其中有《花關索傳》一書，便引起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也對《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提供了重大線索。與此同時，80年代以後出現有些重要版本的影印本，也對版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1985年澳州A.E.McLaren「Chantfables and the Textual Evolution of the San-kuo-chih-yen-i」（Tong Pao LXXI中譯版《〈花關索傳〉與〈三國志演義〉版本演變探索》載於《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一文首先利用了《花關索傳》探討《三國志演義》版本問題，就認為含有花關索故事的建陽所刻諸本的內容比沒有花關索故事的嘉靖本更早。張穎、陳速《有關〈三國志演義〉成書年代和版本演變問題的幾點異議》（原載《河北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後收於《明清小說研究》第五輯）也同樣認為建陽所刻《三國志傳》系統是一切《三國志演義》的祖本，且進一步推論《三國志傳》便是毛宗崗所依之真正「古本」，就說「毛宗崗偽托古本的冤案遲早須要平反」。不過，這些說法都是不正確的（詳後）。

1989年以後，有關版本及相關問題的研究陸續出現，都有較大的成就和突破。日本方面有金文京等《花關索傳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9）、金文京《〈三國演義〉版本試探——建安諸本を中心に》（《東洋學集刊》61號，1989，中譯版收在《三國演義叢考》）、中川諭《〈三國演義〉版本の研究―毛宗崗本の成立過程》（《東洋學集刊》61號，中譯版收在《三國演義叢考》）、上田望《〈三國演義〉版本試論——通俗小說に關する一考察》（《東洋文化》71號，1990，中譯版收在《三國演義叢考》）、金文京《三國志演義の世界》（東京東方書店，1993）、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の研究》（東京極古書院，1998）。中國方面則有周兆新《三國演義考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陳翔華編《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五種》（「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制中心」, 1994）、魏安《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以上論文、著作不同程度上闡發了前人未能見到的版本特色，貢獻頗矩，以至《三國志演義》版本的源流派別及系統問題基本上已得到解決。下面就根據這些研究成果，對目前能看到的明代及清初的《三國志演義》版本及其系統，做一盡量全面且簡扼的介紹（清代中期以後的版本極多，卻是清一色的毛宗崗本，故此從略）。

分類《三國志演義》版本的關鍵就在於花關索和關索故事之有無。所謂花關索故事乃指赤壁之戰結束後關羽在荊州時，名叫花關索的兒子陪同母親胡氏及三個妻子忽然來訪，對父親關羽訴說自己身世且要求認親（其內容與《花關索傳》大致吻合），後隨劉備轉戰西川各地頗有軍功，最後被派到雲南病死。關索故事則謂諸葛亮將南征雲南時，忽然出現了自稱關羽第三子的關索，以後從軍作戰，卻無甚戰功，後來不知不覺中銷聲匿跡，並不見有所交代。花關索和關索這兩個人物其實是同一個人，不過一則死於雲南，一則在雲南從軍，因此兩個故事是無法並存的。

目前留下來的《三國志演義》諸本由於這兩種故事之有無，可分成四個系統：第一，既無花關索又無關索故事的本子；第二，有花關索故事的本子；第三，有關索故事的本子；第四，既有花關索又有關索故事的本子（這是矛盾的）。因第三系又有繁簡之別且由出版地之不同，應分為兩類。而毛宗崗本雖出於屬第三系的李卓吾評本，毛氏卻對小說本文做過較為全面的修改，可謂另起爐灶，自成系統，應予以分別對待。總之，《三國志演義》諸本據花關索、關索故事之有無，再加以參酌周靜軒詩、史書故事的插入及出版時地等其他條件，可分為六大系。每一大系中的不同本子文字上雖有各異之處，然其差別並不嚴重，因此不妨視為一系。以下詳論之。

一、沒有花關索·關索故事的版本——嘉靖刊本

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兩個版本都屬於此系。

（一）《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卷（張尚德本）

前有弘治甲寅（七年，1494）庸愚子（金華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和嘉靖壬午（元年，1522）修髯子·關中（或關西）張孚（字尚德）《三國志通俗演義引》及《三國志宗寮》。目錄分配於每卷前面，卷收十則共二百四十則。卷首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無圖。此本傳本頗多，藏於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甘肅省圖書館、天津市人民圖書館（不全）、台灣故宮博物院（舊北平圖書館藏書）、東京御茶之水圖書館成簣堂文庫（存卷七八）、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耶魯大學。影印本有《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1929，商務印書館；1979，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再版）、《三國志通俗演義》（1974，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收於《古本小說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標點本有《三國志通俗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蔣大器序稱：「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又云：「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此文如果可信，蔣大器寫序的弘治七年此本似乎尚無刻本，僅以鈔本流通。文中所謂「前代評話」當指元代《三國平話》一類而言。接著張孚引則云：「客問於余曰……簡恢浩瀚，善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謭陋，原作者之意，綴俚語四十韻於卷端。」由此可知，此本在嘉靖元年以前罕有刊本，而張氏刊行後始為流通，據文末「小書莊」印記而推，張氏很可能是書商。

此本字跡端秀，印面精美，素被稱為小說刻本中所罕見的善本。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疑為官刻書，後來部分研究者也持有同樣看法。按《三國志演義》之官版今可知者有：都察院刊本《三國志演義》（《古今書刻》）、金陵國學原板（見鄭以禎刊《三國志演義》）、內府藏板即司禮監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廿四本一千一百五十葉（《酌中記》卷十八），另外武定板（即武定侯郭勳嘉靖初年刊本）《三國通俗演義》（《寶文堂書目》）也算是半官刻性質。《酌中記》所提廿四本當是二十四卷（其葉數約有此本的三分之二）;《百川書志》所錄《三國志通俗演義》二百四十卷可能是二百四十則，這兩本與此本似為同一系統。盡管如此，據張孚引內容，此本不可能是官刻，而應為坊刻，或許用官版做底本據以翻刻者。「善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說的大概是此一情況。

羅貫中原本《三國志演義》的內容如何，現在已不得而知，衹能從包括此本的早期刊本推測復元。而此本刊行年代最早，理應較為接近原本，不過和以下介紹的諸本進行比較，可知做過下面幾點改動，已非原來的面貌。

第一，則目全用七言句。葉逢春本的則目除七言之外，也有八言、六言參差不齊，如第三回《安喜縣張飛鞭督郵》、第八回《曹操謀殺董卓》、第十六回《鳳儀亭呂布戲貂蟬》等，而此本分別為《安喜張飛鞭督郵》、《曹孟德謀殺董卓》、《鳳儀亭布戲貂蟬》，全用七言。我們很難想像有人把原先整齊的七言句改成六言或八言，因此，這應該是整理此本的人所做的，而原本《三國志演義》的則目大概跟葉逢春本一樣。

第二，此本和葉逢春本所依據的史書主要是陳壽《三國志》及其裴注和《通鑒綱目》，而不是《後漢書》、《資治通鑒》或《資治通鑒》的其他節本（上田望，1996）。不過此本有時把葉逢春本所反映的原本《三國志演義》的文字用《資治通鑒》來有所增改。如葉逢春本第六回《呂布刺殺丁建陽》中董卓欲殺魯植一節，此本比葉逢春本多出蔡邕、彭伯對董卓的諫言約四十字，是采自《資治通鑒》的。葉逢春本不太可能把原先有的這些文字無緣無故地刪掉，因此，這也衹能看成是此本整理者的故意增改。

第三，引用很多有關人物的論讚或評、表文等，為葉逢春本所無。這些論讚都見於《三國志》和《後漢書》，不過從第十七回董卓的讚下面註明「已上見《詳節）)」可知並不是直接引用《三國志》和《後漢書》，而是轉引自呂祖謙（1137一1181）《十七史詳節》中的《三國志詳節》和《東漢詳節》（周兆新，1990）。

第四，加上有關地名、詞彙的註解。這些註解其中一部分也見於葉逢春本，或許原本《三國志演義》已有之。至於不見於葉逢春的註解，因其主要來源是元代王幼學的《通鑒綱目集覽》（魏安，1996），顯然是此本整理者所加，而不是葉逢春本所刪。《通鑒綱目集覽》等七種宋元時期的《綱目》註解，在成化九年內府敕刊《綱目》時被附載，到弘治十一年（1498）建陽書商劉氏慎獨齋刊行《綱目》時，始被分條納人本文中（上田望，1996）。此本用《通鑒綱目集覽》作為註解，大概是那以後的事。

這裡順便要提到有關此本地名的考證問題。章培恆先生1980、1993、1999年諸文舉出此本或葉逢春本的幾個地名註解，認為是元時羅貫中本人所加，進而推斷原本《三國志演義》寫成於元天曆二年（1329)以前，曾引起過爭論。今按章先生這種說法的確不無商榷餘地，魏安1996年已把部分相關論點講清楚。如章先生所引的第二十回「琅琊，今益都路沂州」一條，僅見於此本，是此本加註者抄錄《通鑒綱目集覽》的，不宜據以考證《三國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上文已經說明《通鑒綱目集覽》到明代《綱目》版本中都被引用，整理小說者大可隨時用為註解。這一點已足以證明所謂「今地名」的「今」不見得反映真實時間。至於此本和葉逢春本都有的江陵、潭州、建康、桂陽等地的註解，雖然其來源可能更早，不過還是《蜀鑒》等史書的引用，同樣也不一定反映真實時間。另外，章先生1999年舉葉逢春本一百十一回「耒陽縣」的注「今屬荊湖南道衡州」（此本只做「今屬衡州」)，便以州上有道是元朝的建制而宋明兩代之所無為由，認定荊湖南道是湖南道的錯誤（因元朝衹有湖南道，沒有荊湖南道）。魏安1996年則疑為宋代地名，認為荊湖南道是荊湖南路之誤（因宋代的行政區衹有路而沒有道）。其實，道和路的區別在明代人的觀念中似已有點混淆不清，例如《大明一統志》卷六十六「郴州」條云：「宋隸荊湖南道，元置郴州路隸湖南道宣司。」而《通鑒綱目》所引用的，明馮智舒《通鑒綱目質實》就把它照抄不誤。由此考之，荊湖南道還是把它看成宋代地名較妥。魏安1996年說此本和葉逢春本的地名註解大部分為宋代地名，筆者認為是對的。也因此，這些「今地名」不可能反映《三國志演義》的成書年代。總而言之，地名的考證用以推定使用其地名的上限則可，卻不足以斷其下限。

第五，第二百七回中加上尹直所作的諸葛亮讚。尹直（1428一1511）是景泰五年（1454）的進士，此讚見於有弘治十七年（巧以）自序的尹直《名相讚》卷二，可見弘治七年蔣大器寫序的抄本中應該沒有此讚，是有人在弘治十七年以後加補的。上文推測此本引自《通鑒綱目集覽》的註解是弘治十一年劉氏慎獨齋刊行《綱目》以後的事。由此而看，加讚和加註的很可能是同一人物，也許是張尚德。

此本雖為小說版本中的姣姣者，也不無轉抄或翻刻間所發生的錯誤。例如第一回中張角在山中遇老人受道術的部分就說：「授書三卷，名太平要術。咒符，以道為念。」而同一部分葉逢春本則做：「授書三卷，名太平要術。祝付以道為念。」相形之下，不難看出此本「咒符」是「祝咐」（即囑咐）的誤寫。書中此類訛誤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可見此本並不是過去很多人想像的那麼完善的本子。而從有些同音錯別字的情況中「烏程」寫做「烏城」（第三十回）來看，寫定此本的似乎是北方人（程、城兩字在長江以北的方言中是同音，長江以南大部分的方言中發音不同），這與包括葉逢春本的建陽刊本中的錯別字反映南方發音的情況構成明顯對比，因而可推測此本刊行地點也是在長江以北，如南京或北京。

最後要說明，此本按照《玉泉山關公顯聖）)（卷十六）中關羽死難部分的描寫可分為兩種不同的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以上海圖書館藏本為底本）有從關羽逃到山上，因坐騎被吳兵攔倒為吳將馬忠所獲，隨後去見孫權，孫權勸其降伏遭到拒絕，以至關羽、關平父子同時歸神的具體詳細的敘述，這應該是原刊本。而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以上海涵芬樓舊藏本為底本）卻沒有具體描述，就簡單地說：「忽聞空中有人叫曰：雲長久住下方也，茲玉帝有詔，勿與凡夫較勝負矣。關公聞言頓悟，遂不戀戰，棄卻刀馬，父子歸神。」因字數不足以致頁碼前後不銜接（第18頁後跳到20頁，沒有19頁），這顯然是後人為關羽而諱便把具體描寫刪除代之以神秘情節的結果。此一修改或許跟關羽在嘉靖十年始封為漢關帝壽亭侯，接著萬曆三十三年被封為關聖帝君有關，由此亦可知，此本在嘉靖元年以後也一直流行，且有人加以修改。

滿譯本《三國志》（Ilan gurun i bithe）。

有關滿譯本《三國志》底本的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張尚德本流傳的情況，因此有必要介紹。滿譯本《三國志》的版本目前所能知者有以下三種：

1.《滿本三國志》二十四卷，順治七年（1650)刊。

2.《滿漢合璧三國志》二十四卷，雍正年間(1723一1735）北京二酉堂刊。

3.《三譯總解》，康熙四十二年（1703）朝鮮司譯院編，乾隆三十九年（1774）重刊本。

據岸田文隆1995年：《滿本三國志》的內容與張尚德本完全相同即沒有花關索、關索故事，且其所用的漢文底本文字也跟張尚德本基本上一致卻不盡相同，因而可以推定其底本為跟張尚德本同一系統的另一版本。按《滿本三國志》的序文，可知此書是大學士祁充格等奉順治帝父親攝政王之命翻譯的。當時所用的底本很可能是自明朝留下來的宮廷內府藏本，這一點也可以進一步肯定張尚德本的底本是官刻本的前面推測。附帶說明：《滿漢合璧三國志》的漢文部分所用的是清初吳郡綠蔭堂所刊《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滿漢合璧三國志》用綠蔭堂本的扉葉），且配合滿文部分略加改動。《三譯總解》的滿文部分基本上和《滿本三國志》一樣，少數不同之處可能是用漢文本（大概是李卓吾評本）改變的。

（二）《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十卷（闕卷三、十），嘉靖二十七年建陽葉逢春刊（葉逢春本）

前有嘉靖二十七年（1548）元峰子《三國志傳加像序》，其文如下：

三國志，志三國也。傳，傳其志，而像，像其傳也。三國者何，漢魏吳也。志者何，述其事以為勸戒也。傳者何，易其辭以期遍悟，而像者何，狀其跡以欲盡觀也。蓋自皇帝王之既遠，道德功之既微，為伯為夷之相接踵，尚力尚詐之相比肩，而所謂綱常倫理、民彝物則者，殆將蕩然於天下也。是故陳壽取秦鹿失之之後，漢鼎沸之之餘，劉備之仁勇、曹操之奸雄、孫權之僭亂。其間行事之或善或惡，或邪或正，或是或非，或得或失，將以為勸，將以為戒。而羅貫中氏則又慮史筆之艱深，難於庸常之通曉，而作為傳記。書林葉靜軒子又慮閱者之厭怠，鮮於首末之盡詳，而加以圖像。又得乃中郎翁葉蒼溪者，聰明巧思，鐫而成之。而天下之人，因像以詳傳，因傳以通志，而以勸以戒。是不必易之吉凶之明、書之政事之道、詩之性情之理、春秋褒貶之定、禮記節文之謹，而黎民之於變、四方之風動、萬國之咸寧、兆民之允殖、四海之永清，萬一其可致也。厥書之功顧不偉哉。時嘉靖二十七年歲次戊申春正月下浣之吉，鍾陵元峰子書序畢。

據此可知，此本殆為首次加插圖的《三國志演義》版本。序後有「新刊按鑒漢譜三國志傳繪象足本大全目錄」，包括十卷二百四十段的則目和「三國君臣姓氏附錄」的目錄，後加靜軒先生詩。卷首題「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卷之一／東原羅本貫中編次／書林蒼溪葉逢春彩像／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止（漢獻帝）興平二年乙亥歲／首尾共一十二年事實／〇目錄二十四段」，接以攄列二十四段的則目，繼後題「按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接下來便有「一從混沌分天地」以至「萬古流傳三國志」的歷代歌，然後才開始本文。第二卷以後則只題「東原羅本貫中編次」，有起止年代和則目目錄，再題「按晉平陽侯陳壽史傳」，緊接著本文。版式為上圖下文，下文部分行款每半葉十六行，行二十字；上圖部分兩旁各有小題。所謂「書林」一般指的是福建建陽的書林鎮，且其版式、文字特色來看，葉逢春當是建陽書商，勿容置疑。

此本獨藏於西班牙愛思哥利亞王室圖書館（La Real Biblioteca EI Escorial)，是為海內外孤本，彌足珍貴。影印本有井上泰山編《三國志通俗演義史傳》上下（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1998。此書除影印之外，也有不加標點的排印部分，後附解說）。

下面先談此本有關版式的可疑之處：

第一，此本目錄中提到「三國君臣姓氏附錄」，卻不見其具體人名。這也許是此本的脫葉，不一定原來沒有。

第二，卷一第二十一葉版框上面刻有號碼「二」,在四十七葉上刻有「三」，後面就每隔二十六葉都刻有號碼，以至卷八第七十六葉的「廿八」為止。這種版框上面的號碼在晚明時期的坊刻本中頗為習見，如黃正甫刊《三國志傳》裏也看得到。刻這種號碼的目的雖然不明，因其與內容、卷數都無關，卻每隔若干葉有規則地出現，大概是為了刻工工程的方便而設。奇怪的是，卷八的號碼「廿八」之後，卷九第二十九葉上卻刻有「一」，五十五葉上刻有「二」，八十一葉上刻有「三」,看起來似是重新打號碼。這就意味著卷九以下的版本情況恐怕跟前面有所不同，值得注意。至於卷一第二十一葉的「二」以前何以沒有「一」，其理由大概是：鑒於這類號碼每隔二十六葉出現的事實，「一」應該在本文的五葉以前，而這正好是本文所脫落的「君臣姓氏」的部分。由此而推，「君臣姓氏」原來應在目錄和本文之間，而其中某葉的版框上當有號碼「一」。關西大學的影印本把這些版框上的號碼全部刪掉，解說中也隻字不提，不得不說是功虧一簣，一大憾事。

此本內容、文字與張尚德本基本上一致，衹有以下幾點的不同。

第一，則目以七言為主，也有六言、八言的，以致參差，上文已有說明。

第二，每卷卷首都記起止年代。這在以後的很多版本中都被繼承，而其來源當是《通鑒綱目》的書法，因此，不妨想像更早的原本《三國志演義》已經如此。此本之所以分為十卷也應和起止年代有關。張尚德本沒有起止年代可能是分卷方法不同而沒被採用。

第三，張尚德本所加的很多來自史書的論讚、表、註解乃至尹直的諸葛亮讚，在此本都找不到，此本只保留著來源更早的一些註解。

第四，引用很多周靜軒先生的詩，為張尚德本所無，當是此本所加上。靜軒先生是明代中期的民間學者，餘杭人周禮，其傳見於嘉慶《餘杭縣志》卷二十七：

周禮，字德恭，號靜軒。生而穎異，十歲能詩文，弱冠補邑弟子員。博極群書，淹貫經史。累科不第，隱居護國山，以著述為業。所著有《通鑒外紀論斷》、《朱子綱目折衷》、《續編綱目發明》，弘治中禮部進呈，刊行天下。外有《訓蒙史論》、《通鑒筆記》、《秉燭清談》、《剪燈餘話》、《湖海奇聞》、《警心崇說》、《讀史詩集》、《北遊詩稿》等書，皆傳於世。性孝友，父母卒，廬於墓左，推己產與兄，蓋不獨以藝文見重。給紳名公各有傳記、像讚，學者稱靜軒先生。

周禮的著作似早已失傳，上文是萬曆縣志的轉抄，嘉慶時不一定有留傳。此本以及其他小說中所見的靜軒詩大概被引自他的《讀史詩集》，卷五《周公瑾赤壁鏖兵》中有云「周靜軒先生讀史詩曰」可證，當時很多小說都喜歡引用靜軒的詩，可能跟它較為通俗易懂有關，其中也容有偽托的。另外，《剪燈餘話》是明初人李禎之作，並不是周禮的著作。

第五，卷首「一從混沌分天地」以下的歷代歌，也是張尚德本之所無，當是此本所加。後之建陽刊本多轉引此歌，乃叫成「全漢歌」或「全漢總歌」。這種從天地開闢為始歷敘各代的歌詞在成化本說唱詞話等說唱文學中常見，這無非是顯示著建陽刊本接近民間文學的性質。

第六，此本文字比張尚德本粗糙，脫文或訛誤較多，卻往往無意中保留著原本部分面貌，足以訂正張尚德本之失誤，前面已有舉例，此再示一事。卷一《董卓議立陳留王》引用曹仙詩云：「腐草為螢尚按時。也曾照夜向庭幃。莫嫌微物相輕賤，曾與君王指路迷。」此詩第一句張尚德本做「腐草為螢上岸時」，按詩意當以此本為優。不過，相反的例子也很多，兩本之間可謂互有得失。

總而言之，嘉靖年間出版的張尚德本和此本是來源自同一祖本卻具有不同特色的兩種版本。張尚德本引用大量史書資料，其主要趨向乃為史化，也是羅貫中原本傾向的繼承；此本的特色就在於加像、加靜軒詩等，換言之，便是通俗化、娛樂化，這也算是羅貫中原本另一傾向的繼承。而這兩種不同的特色就決定了以後《三國志演義》演變發展的導向，分別被江南刊本和建陽刊本所繼承。

上海圖書館所藏殘葉。

據魏安1996年，此原為嘉靖間周顯宗所刻《陶淵明集》的襯葉，有兩張，內容相同，即相當於張尚德本卷三《孫策大戰太史慈》的後部。文字跟張尚德本基本吻合，只差幾個字。魏安推測此殘葉乃為司禮監刊本。因具體情況仍有不明之處，姑以記之，用備參考。

二、有花關索故事的建陽刊本

屬於此一系統的諸本都為二十卷本，就是把葉逢春本的每一卷再析為兩卷。文字、內容也基本上跟葉逢春本相同，版式也是上圖下文，不同的是此類諸本中都插增有關花關索的故事：即關羽離荊州往取長沙時，忽有其子名花關索者偕母胡氏及鮑三娘、王桃、王悅三妻來認父，自稱曾為索員外收養，從花岳先生學武藝，故兼三姓取名花關索。關羽帶他赴武陵使其拜見劉備、諸葛亮，然後一同去征長沙（卷九《關索荊州認父》）。之後花關索（書中也稱關索，衹是為了跟後面第三類的關索故事區別，此用花關索之名）隨劉備、諸葛亮出征四川，頗建戰功（卷十至十二）。劉備平定四川之後，被命鎮守雲南（卷十三《劉玄德進位漢中王》），最後病死在雲南（卷十四《劉先主興兵伐吳》）。 以上故事情節和成化本說唱詞話中的《花關索傳》基本上吻合，可見來源甚早。McLAREN 1985、1995年及張穎、陳速1987年都據以推斷原本《三國志演義》本來就有花關索故事，被嘉靖本（即張尚德本）給刪掉。 不過，這種看法是不能成立的。主要理由有二：

第一，建陽刊本中最早的葉逢春本跟張尚德本一樣，也沒有花關索的故事。因建陽刊本基本上承襲葉逢春本的內容、文字，花關索的故事顯然是後人所插增。

第二，花關索故事本身就有前後矛盾的地方。如龐統在雒城橫死之後，劉備派花關索前往荊州將此噩耗傳給諸葛亮，諸葛亮立刻把荊州托給關羽、關平父子，便與張飛、趙雲、關索帶同軍馬向西川進發（卷十一《落鳳坡亂箭射龐統》）。不過，在那以前關平是跟隨劉備出征西川的，此時他應該和劉備一起在西川，除非有分身之術，無法跟關羽同守荊州。在張尚德本裏面（葉逢春本此處有闕），前往荊州的使者原來是關平，自無此一矛盾。且張尚德本中諸葛亮要把荊州交給關羽時就說：「今教關平賫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然後將此一重任委托關羽父子，顯得順理成章，毫無牽強之處。建陽本卻把這個關平改成關索，不過關索並沒有跟關羽留守荊州，就跟諸葛亮一同出征，這樣前面諸葛亮的話失去了意義，沒有著落之處了。這無非是有人把原來的關平換成關索，卻顧此失彼露出來的馬腳，可以說是插增花關索故事的鐵證（金文京，1989、1995一3）。

（一）《音釋補遺按鑒演義全像批評三國志傳》二十卷，存卷一至十二、十九、二十，萬曆二十年建陽書林雙峰堂余象斗刊（余象斗本）

前有封面，四週有花草紋，上題「桂雲館余文台新繡／謹依古板／校正無訛／按鑒批點演義／全像三國評林」。中間有識語說：「余按三國一書坊間刊刻較多。差訛錯簡無數。本堂素知厥弊更請名家校正潤色批點。以便海內一覽。買者須要認獻帝即位為記。余象斗識。」上有圖大小兩面，當是所謂「獻帝即位」圖。有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余象烏撰《題全像評林三國志敘》，而版框內上頭另題《三國辯》就說：

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矣，全像者止劉鄭熊黃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訛，久不行矣。種德堂其書板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紙板雖新，內則人名詩詞去其一分，帷愛日堂者其板雖無差訛，士子觀之樂然，今板已朦，不便其覽矣。本堂以諸名公批評圈點校證無差，人物字畫各無省陋，以便海內士子覽之，下顧者可認雙峰堂為記。

接著有《全漢歌》、《按史鑒後漢三國志目錄》、《按史鑒後漢三國志君臣姓氏附錄》。卷首稱「音釋補遺按鑒演義全像批評三國志傳卷之一　後漢／東原貫中羅本編次／書坊仰止余象烏批評／書林文台余象斗繡梓」（卷七、八又稱：「書坊仰止余世騰批評」)，版面分上中下三段，上段為《新增評斷》，中段為圖，下段乃本文。本文部分行款每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卷二十最後一葉圖左題「書林忠懷葉義刻」，後有蓮臺牌記「萬曆壬辰仲夏月／書林余氏雙峰堂」。

此本收藏情況複雜：卷一至八、十九、二十藏於日本京都建仁寺兩足院，卷七、八藏於英國劍橋大學，卷九、十藏於德國斯圖加特市符騰堡州立圖書館，卷十一、十二則藏於英國牛津大學。影印本有：TWO recently discovered fragments of the Chinese novels San-Kuo-chih yen-i and Shni-hu-chuan,ed.by Hartmut Walravens,Hamburg,C.Bell Verlag,1982，收德國所藏兩卷的影印，《古本小說叢刊》收英國所藏四卷，《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五種》則收所有的現存本。

此本序上的《三國辯》對《三國志演義》的版本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由此文可知，葉逢春第一次出版加像本之後不到五十年之間已有四種有圖本出現，即鄭氏宗文堂本、熊氏種德堂本、黃氏仁和堂本及劉氏愛日堂本。這四家都是建陽有名的書坊，雖然這些書都已失傳，從中亦可窺見《三國志演義》的出版自萬曆以後漸趨盛行的情況。余象斗說「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應非虛言。

余象斗是萬曆年間具有代表性的建陽書商，他不僅出版過大量的書，也親自編過《北遊記》、《南遊記》等小說以及《詩林正宗》等的類書。他在此本上《新增評斷》，可謂別出心裁，這很可能受到南京出版的周曰校本等的本子多加註解且增補本文在《三國志演義》的出版演變上另起爐灶的影響。他的評語雖然拙劣，也開了後來李卓吾評本等的先河。書中所題余象烏和余世騰其實都是余象斗的化名，可見此本為余象斗自評自刊的。

（二）《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二十卷，存卷一至八、十三至十八，萬曆間雙峰堂余象斗刊（評林本）

前有（三國志宗僚》，卷首題「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卷之一／晉平陽陳壽志傳／閩文台余象斗校梓」。版式上評中圖下文，行款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二字，卷一、三、五、七、十三、十五第一葉都有半葉圖一幅。

此本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影印本收在《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台灣天一出版社）及《古本小說叢刊》（只收卷一至八）。

這是余象斗在萬曆二十年出了前書之後，再度受周曰校本等江南版本的影響加以修改的本子。書名中的「京本校正」四字乃為其標誌。影響的具體表現就在於：

第一，把余象斗本的《君臣姓氏》棄而不用，另取江南本的《三國志宗僚》。《君臣姓氏》中有關索的名字，《三國志宗僚》則沒有。

第二，單數卷前面所加的半葉圖，不符合建陽木上圖下文的版式，是模仿江南本的。

第三，評林部分除轉錄部分余象斗本原來批評之外．另採用江南本的一些註解和音釋。

總之，此本乃代表建陽本靠攏江南本的傾向。

（三《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二十卷，萬曆三十三年（1605）聯輝堂鄭少垣刊（鄭少垣本）

封面題「聯輝堂／刻三國志／赤帝餘編／三垣館鄭氏少垣刊行」。有顧充《新刻三國志赤帝子餘編序》。顧充，字回瀾，上虞人，隆慶元年（1567）舉人，官至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四庫提要》卷四十三《字義總略》）。接著《三國志目錄》、《鐫全像演義三國志君臣姓氏附錄》。卷首稱「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卷之一後漢／東原貫中羅本編次／書林少垣聯輝堂梓行」，上圖下文，行款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七字。卷二十最後有蓮臺牌記「萬曆乙巳歲孟秋月／閩建書林鄭少垣梓」。

藏於日本內閣文庫、蓬左文庫、尊經閣、御茶之水圖書館成簽堂文庫。影印本收在《古本小說叢刊》。

此本文字與下面楊春元本較近，比余象斗本稍有距離。鄭少垣名純鎬，其所刊行的書今能知者除此本外，尚有萬曆三十四年刊《鼎鐫纂補標題論表策綱鑒正要精抄》二十卷（題「書林少垣鄭純鎬繡梓」，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他很可能是鄭氏宗文堂的族人，此本也許是余象斗所提宗文堂本的重刊本。

（四）《重刊京本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二十卷，萬曆三十八年（1610）楊春元閩齋刊（楊春元本）

前有《三國志傳目錄》、《三國志宗僚》，卷首稱「晉平陽陳壽史傳／明閩齋楊春元校梓」，上圖下文，行款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八字。卷二十最後題「次泉刻」，有蓮臺牌記「萬曆庚戌歲孟秋月／閩建書林楊閩齋梓」。藏於日本內閣文庫、京都大學文學部。楊春元所出的書，還有《新鍥京本全像西遊記》。次泉之名也見於下面與耕堂本、朱鼎臣本及吳觀明本。按次泉即劉次泉，是萬曆年間很活躍的刻工，他所刻的書有：《六言唐詩畫譜》、《紅拂記》、《海若湯先生批評琵琶記》等多種。另外，萬曆二十八年刊《鼎刻時興滾調歌令玉谷調簧》稱「書林劉次泉刊」，那麼他是刻工兼書商的。

（五）《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二十卷，萬曆三十九年（1611）閩書林鄭世容（雲林）刊（鄭世容本）

此本和鄭少垣本版式完全相同，只把「少垣聯輝堂」部分挖改成「雲林鄭世容」而已。鄭世容是宗文堂的族人，跟鄭少垣也應是同族。

（六）《新鍥京本校正按鑒演義全像三國志傳》二十卷，存卷一、二，萬曆間書林種德堂熊成治（沖宇）刊（熊成治本）

封面前半葉為《全漢總歌》，後半葉題「刻卓吾李先生／訂正三國志·金陵萬卷書樓藏版（中間小字）」。有李贄撰《三國志敘》、《卓吾三國志目錄》、《鐫全相演義卓吾三國志君臣姓氏附錄》（「卓吾」二字為後人挖改，原來似應「按鑒」等字樣）。卷一首題「新鍥京本校正按鑒演義全像三國志傳卷之一後漢／東原貫中羅本編次／書林沖宇熊成治梓行」，卷二首題「新鍥京本校正按鑒演義全像三國志傳卷之二後漢／書林種德堂熊沖宇梓行」。上圖下文，行款每半葉十五行，首尾兩行各三十四字；中間十三行，行二十六字（首尾兩行部分沒有圖），卷一第三葉前半圖畫中題「次泉刻」。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此本雖殘卷，文字基本上與楊春元本等一致，可知屬於此一系統，而冒充李卓吾本的痕跡昭然若揭，顯然是李卓吾本流行以後的出版，不可能是余象斗所說的種德堂本。

（七）《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鑒演義全像通俗三國志傳》二十卷，萬曆間刊，刊行者不明

前有寫刻體序文若干葉，僅殘存一葉幾字（「鈍非能睹」、「昔陳氏」、「不覺」等）。序後有《湯先生校正三國志傳姓氏》、《新刻湯先生校正三國志傳目錄》，目錄後附《全漢總歌》。卷一首題「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鑒演義全像通俗三國志傳卷之一／平陽陳壽史傳／東原　羅貫中　編次／江夏湯賓尹　校正」，上圖下文，圖像兩旁有四字小題，行款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五種》有影印。

湯賓尹（1569一1628以後），字嘉賓，號睡庵或稱霍林，安徽宣城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會元及第，殿試第二名榜眼。官經翰林院編修、諭德、侍讀，至萬曆三十八年（1610）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三十九年因科場舞弊案發，免職家居。他是在晚明黨爭中的重要人物，即反對東林黨的宣黨領袖。值得注意的是，他跟一些書商有密切來往，對當時的商業出版擁有極大的影響力。目前所能知道的湯賓尹所編的書不下四十種，而其中大部分是商業出版的科舉參考書。這些書到底是否湯賓尹本人所編，值得懷疑，起碼其中一部分是偽托的，此書恐怕也是其中之一。此書卷首稱「江夏湯賓尹校正」，與他的籍貫宣城不合。且這七個字刻在第一回題目「祭天地桃園結義」的下面，疑為後補。由此而推，此書殆為書商為了推銷，冒用顯赫一時的湯賓尹的名字而出版的。至於出版時間，應是萬曆二十三年到三十八年之間湯賓尹供職於翰林院之時，否則不能稱為「湯學士」（當國子監祭酒後應稱太史）。

此書在內容上有兩個特徵。第一，一些重要人物首次出現時，姓名下面往往附有關於其生平家世的小字雙行夾註，且冠以「參考」或「發明」二字。其實，這些夾註在別的版本中原來都是本文，此書的編者把它改為夾註方式，既可毫不費力地添上註解，比沒注的書給讀者高雅的感覺，又能節省篇幅，真是高明之極。第二，此書部分本文以及註解似乎用「四」系統的本子增改，比屬於同一系統的別的本子行文較為通順。此書的註解大部分亦見於《英雄譜》本。

三、有關索故事的建陽本（二十卷）

屬於此一系統的諸本亦為二十卷本，不過文字比「二」系統簡略，脫誤也多，是為刪節本。衹是此系諸本並不是根據「二」系統加以刪節的，因為兩者之間，相形之下，文字互有出人。例如：前面提到的《董卓議立陳留王》引用曹仙詩第一句，此系跟葉逢春本一樣做「腐草為螢尚按時」，而「二」系諸本則與張尚德本相同做「腐草為螢上岸時」，因此，初步可以推定此系所根據刪節的祖本是與葉逢春本類似的另一版本。

此系內容上最大的特徵是沒有「二」系的花關索故事，卻有關索故事，即卷十五《孔明興兵征孟獲》的開頭就說：

（孔明）共起川兵五十萬，前往益州進發，忽報有一少年將單騎來到，不知為誰，孔明令人探之，眾軍有認的者，卻是雲長第三子關索也。來見孔明曰：「自因荊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來見先主報仇，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日安痊，逕來見帝。今遇承相南征，敬來投見。」孔明聞知，嗟訝不已，一面差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為前部先鋒。（喬山堂，其他諸本文字基本相同）

這位忽然出現的「雲長第三子關索」，之後就追隨孔明在七擒孟獲的過程中一起作戰，後來又無緣無故地消失，卻沒有任何交代，似乎是後人插增的。關於此關索故事，可以指出以下三點：

第一，在《孔明四擒孟獲》中，前面說：「孔明傳令畢，只教關索護車。」後面卻說：「孟獲等一齊倒在陷坑之內，大林之中轉出關索、魏延引數百軍來用繩縛了。」關索既然授命替孔明護車，就應無法與魏延一起引軍作戰，顯得前後不一致。而在「一」、「二」系諸本，此處都沒有關索之名，可見有關關索的情節是後人所插增，祖本所沒有的。

第二，在整個孔明七擒孟獲的過程中，關索共在十一個地方出現，卻沒有任何出色的表現。如《孔明六擒孟獲》中，關索一出陣馬上被祝融夫人擒獲，以致到《孔明七擒孟獲》時，孔明就對關索說：「汝宜謹靠吾身之邊，今要全功。」乾脆不讓他出戰。這與「二」系中花關索的極為活躍構成明顯的對比。

第三，在「二」系的花關索故事中，花關索是在雲南病死的，因此，跟在雲南作戰的關索故事是互為排斥，無法並存的。不過，關索故事中也有「鮑家莊養病」的情況，雖然鮑家莊不一定在雲南，就關索生病這一點上，兩個故事是一致的。而成化本《花關索傳》當中，花關索被貶雲南後得病垂死卻服花岳先生的藥而復甦。由此而推，兩個故事很可能是分別截取《花關索傳》的前後部分稍加改變而成，以致有既排斥又一致的現象。另外，在元代《三國志平話》中，也有關索之名在雲南出現：

武侯無半月，引五萬軍，百員名將，月餘到雲南郡，無十里下寨。三日雍闓出陣，被魏延斬於馬下。軍師招安了百性。數日到不危城，太守呂凱言：「軍師分兵五路，殺害百姓。」引三萬軍出戰，關索作敗，呂凱趕離城約三十里，人告呂凱言：「諸葛使計奪了不危城，拿了家小。」呂凱復回。（卷下）

此處關索也突如其來，前後也沒有任何說明，且僅此一見，顯然有脫誤的。其與呂凱對敵詐敗一節又和《三國志演義》的關索、花關索故事都不合（《花關索傳》中有類似情節），衹是從關索出現於雲南這一點上約略可窺見先後似有繼承關系。

總而言之，整個三國故事中關索故事的演變是：元代《三國志平話》中有關索在雲南幫諸葛亮與呂凱作戰的情節，然後明嘉靖年間的兩種「一」系本子都不見有關故事，至萬曆間「二」系插增花關索故事；「三」系則插增關索故事，另外「四」系也有與「三」系類似的故事（詳後）。至於「二」系花關索故事和「三」系關索故事的具體關系以及孰先孰後等問題，尚待研究。

此系諸本雖為經過刪節的簡本，各本之間刪節情況不一，極為複雜。不過，大致上可分為兩大類，即《三國志傳》系和《英雄志傳》系。下面分別加以介紹。

（一）《三國志傳》系

1.《新刻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志傳》二十卷，萬曆二十四年（1596）誠德堂熊清波刊（熊清波本）

前面有《重刊杭州考正三國志傳序》，序後有「桃園結義」半葉圖一幅。卷一首題「新刻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一／東原羅本貫中編次／書林誠德堂熊清波鍥行」，本文前有「總歌」。此書行款較為特殊，大約每隔四五葉就有上圖下文的半葉，其他都是全葉本文。有圖的，每半葉十四行，行十九字；無圖的，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最後有蓮臺木記「萬曆歲次丙申冬月／誠德堂熊清波鍥行」，丙申為萬曆二十四年。此書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舊北平圖書館藏）及日本東京御茶之水圖書館成簽堂文庫，孫目著錄。誠德堂熊清波應是種德堂熊成治的同族，為建陽書商。

2.《新鋟音釋評林演義合相三國志史傳》二十卷，存卷一至五、卷十一至二十，共十五卷，萬曆三十一年(1603）忠正堂熊佛貴刊（熊佛貴本）

前面有「桃園結義」圖二葉。次有《題三國志弁言》，為「癸卯夏月穀旦鄧以誠題」。卷一首題「新鍥音釋評林演義合相三國志史傳卷之一／翰林　九我　李廷機校正／書林　東澗　熊佛貴梓行」。此書行款，每半葉十四行，而前葉後半葉的最後七行和次葉前半葉的前面七行上層合為一圖（書題中的所謂「合像」當指此），以致每半葉有圖的七行為行二十字；無圖的七行則行三十字，上層有稱做「釋義」、「評林」等的註解。這種縮少式的上圖下文在此系諸本中較多見，其目的應是為了節省篇幅。末卷最後有蓮臺木記「大明萬曆癸卯年春月／書林忠正堂熊東澗梓」，癸卯為萬曆三十一年。此書現藏於日本叡山堂文庫，孫目未著錄。李廷機，字爾張，號九我，福建晉江人，是萬曆十一年（1583）的會元，殿試第二名榜眼。官經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至萬曆三十五年（1607）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當成宰輔，萬曆四十年以太子太保致仕。《明史》卷二一七有傳。他跟湯賓尹一樣，也是當時的商業出版中相當活躍的人物，並且似有跟湯賓尹合作的關系，如萬曆三十八年余泰垣所刊《百家評林左傳狐白》（日本內閣文庫藏）是湯賓尹輯、李廷機重校的。也因此，冠以李廷機名字的書雖不下數十種，其中應有不少偽托的。此書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3.《新刻京本全像演義三國志傳》二十卷，闕卷七至十，萬曆四十八年（1620）書林與耕堂費守齋刊（費守齋本）

封面（藍印）題「新刻全像（橫刻）／李卓吾先生訂／三國志／古吳德聚·文樞堂仝梓」。前有《三國志小引》，為玉屏山人如見子題，次為《鐫全像演義卓吾三國志君臣姓氏附錄》及《卓吾三國志目錄》（兩處「卓吾」二字都似為挖改）。卷一首題「新刻京本全像演義三國志傳卷之一／雲間木天館張𤄞海閱／書林與耕堂費守齋梓」。上圖下文，除第一葉上半全為圖每行二十三字之外，第二葉以下皆為合像式，有圖的七行，行二十三字，無圖的七行，行三十三字。卷二十最後一幅插圖上題「次泉刻」，末葉有蓮臺木記「萬曆庚申歲仲秋月／與耕堂費守齋梓行」，庚申為萬曆四十八年。 此書現為日本東京山本書店所有，書影見該書店古書目錄第4號（平成6年），孫目未著錄。張𤄞海即張以誠，字君一，號流海，青浦人，是萬曆二十九年的狀元，官至右諭德，乾隆《青浦縣志》卷二十八有傳。他也在當時的商業出版界相當活躍，如《鐫匯附雲間三太史約文暢解四書增補微言》題「𤄞海張以誠編」；《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題「翰林太史𤄞海張以誠校正」。此書目錄中卷九有「關索荊州認父」，卷十二有「張飛關索取閬中」，而本文卷十二的相應部分為「瓦口關張飛戰張郃」，沒有「張飛關索取閬中」，卷十五征雲南部分卻有關索投見孔明從軍的情節。由此而推，本文卷九雖缺，肯定沒有「關索荊州認父」無疑。換言之，此書目錄用包含花關索故事的「二」系，本文卻是關索故事系統，情況頗為特殊。

4.《新刻京本按鑒演義合像三國志傳》二十卷（天理本）

此書因卷一第一葉及卷二十第二十二葉以下殘缺不存，無法知道刊行者。卷二首題「新刻京本按鑒演義合像三國志傳卷二」。版式與熊佛貴本一樣的上圖下文合像形式，每半葉十五行，有圖的八行，行二十二字，無圖的七行，行三十二字。此書現藏於日本天理圖書館，孫目未著錄。

5.《新鋟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二十卷，萬曆間喬山堂劉龍田刊（劉龍田本）

封面題「喬山堂（上層橫寫）／鐫圖像／劉龍田梓（小字）／三國志」。前有《序三國志傳》，為「歲在屠維冬季朔日清瀾居士李祥題於東壁」，次有《新鐫全像三國志傳君臣姓氏附錄》。卷一首題「新鋟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書林喬山堂梓」。上圖下文，行款每半葉十五行，而兩端各一行無圖，行三十五字；中間十三行有圖，行二十五字，也是縮小式的插圖。末卷最後插圖上題「三泉刻像」，三泉應與二泉或次泉有關。有木記「閩書林劉龍田梓行」。此書現藏於日本天理圖書館（鹽田溫舊藏），孫目未著錄。

6.《新鋟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二十卷，萬曆間岌郵齋刊（岌郵齋）

封面上半為「桃園結義」圖，下半題「全像英雄／岌郵齋藏板（小字）／三國志傳」，最後木記為：「閩書林岌郵齋梓行」。除此之外，行款、插圖、本文都跟劉龍田本完全相同，連「書林喬山堂梓」字樣也沒有改。由此可見，此書乃挪用劉龍田本的版木，只挖改木記的書坊名字加以重印，且套上新的封面而成的。此書現藏於英國牛津大學、英國博物院（存卷八至十三）、德國國立圖書館（存卷十七、十八）。《古本小說叢刊》第二十輯收牛津藏本的影印。孫目著錄。參看柳存仁《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和風堂讀書記》）。

7.《新刻音釋旁訓評林演義三國志史傳》二十卷，朱鼎臣輯，萬曆間刊（朱鼎臣本）

此書卷前殘缺，僅存《三國志姓氏》的後半，前面是否原有序文不得而知，不過，看下面王泗源的情況，此書似也應有玉屏山人序。《三國志姓氏》末葉有「鼎足三分」字樣，下有鼎圖。次葉前半為「桃園結義」圖。卷一首題「新刻音釋旁訓評林演義三國志史傳卷之一／建邑　梓」，中間堂名已被挖去不存。上圖下文，每半葉十四行，除首葉上面全為圖以外，第二葉以下皆兩端各一行無圖，行三十二字；中間有圖的十二行則行二十四字。《旁訓》以小字刻在本文右邊。卷十二稱「古臨　沖懷　朱鼎臣輯」，卷十四則稱「羊城　沖懷　朱鼎臣編輯」，末卷最後插圖題「次泉刻像」。此書現藏於美國哈佛大學（齊如山舊藏），《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五種》有影印。孫目、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著錄。朱鼎臣所編的書，目前所能知的，除此之外，尚有《鼎鍥全相唐三藏西遊傳》、《新鍥全相南海觀世音菩薩出身修行傳》、《新鋟鰲頭金絲萬應膏徐氏針灸全書》、《新鋟鰲頭復明眼方外科神驗全書》、《新鍥閣老臺山葉先生訂釋龍頭切韻海篇星鏡》等五種。關於朱鼎臣的籍貫羊城，過去大家理所當然地以為是廣州，卻與古臨不合。魏安1996年考證出古臨即江西臨川，羊城也是臨川的別名。

8.《新刻音釋旁訓評林演義三國志史傳》二十卷，朱鼎臣輯，清初王泗源刊（王泗源本）

封面題「李卓吾先生批點／原本三國志傳／敬堂王泗源刊行」，次有《玉屏山人引》，為「玉屏山人如見子撰」（此序亦見於費守齋本），及《三國志姓氏》。本文行款、插圖基本上與朱鼎臣本相同，衹有部分補版，而補版部分刪掉《旁訓》。可知此書為朱鼎臣本的補刻本，其時間大約為清初。現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孫目未著錄。參看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

9.《新刻考訂按鑒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二十卷，天啟三年（1623）序黃正甫刊（黃正甫本）

前有《三國志敘》，為「癸亥春正月山人博古生題」，癸亥為天啟三年。次為《全像三國全編目錄》及《鐫全像演義三國志君臣姓氏附錄》。卷一首題「新刻考訂按鑒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卷之一／書林黃正甫梓行」。上圖下文，每半葉十五行，因兩端各二行無圖，中間有圖的十一行，行二十六字；無圖的兩端各二行，行三十四字。卷一首葉版框上面左側標有號碼「二」，其後每隔十二葉都有號碼，至卷二十的「四十二」為止。卷二十末葉有蓮臺木記「閩芝城潭邑藝／林黃正甫刊行」，按芝城、潭邑均指建陽。此書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孫目著錄。據方彥壽《閩北詹、余、熊、蔡、黃五姓十三位刻書家生平考略》（《文獻》第41期，1983)，黃正甫是建陽刻書家黃一鶚。

（二）《英雄志傳》系

1.《新刻按鑒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二十卷書林楊美生刊（楊美生本）

封面題「新鐫全像三國演義／書林楊美生梓」，次有吳翼登《敘三國志傳》及《全像三國志傳目錄》。卷一首題「新刻按鑒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卷之一／晉平陽陳壽志傳／元東原羅貫中演義／閩書林楊美生梓行」。上圖下文，每半葉十六行，兩端各三行無圖，每行三十六字；中間十行有圖，每行二十九字。此書現藏於日本京都大谷大學（神田喜一郎舊藏），孫目著錄。

2.《精鐫按鑒全像鼎峙三國志傳》二十卷，存卷一至十一、十六至二十，黎光堂（閣）劉榮吾刊（劉榮吾本）

前有《全像三國志傳目次》及《君臣姓氏附》（最後半葉為圖，題「但知一日兄和弟，寧料千秋帝與王」，末尾題「黎光堂英雄三國」）。卷一首題「精鐫按鑒全像鼎峙三國志傳／晉平陽陳壽志傳／元東原羅貫中演義／閩富沙劉榮吾刊梓行」，富沙指建寧。版心下端題「黎光堂」（卷一第一葉）或「黎光閣」（多葉）。上圖下文，每半葉十五行，兩端各三行無圖，每行三十四字，中間九行有圖，每行二十七字。此書現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古本小說叢刊》第三十五輯有影印，孫目未著錄，參看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黎光堂另有《新刻全像水滸志傳》。此書雖題《三國志傳》，刪節情況與楊美生本基本相同。

3.《新刻全像演義三國志傳》二十卷，存卷五、六、七（國圖本）

因殘缺，詳細情況不明。上圖下文，每半葉十五行，兩端各三行無圖，每行三十六字，中間九行有圖，每行二十九字。卷五首題「新刻全像演義三國志傳卷五」。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孫目未著錄。此書雖題《三國志傳》，刪節情況與楊美生本基本相同。

4.《二刻按鑒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二十卷，存卷一、二、三，書林魏某刊（魏某本）

卷一首葉已殘破不堪，衹能認出「傳卷之一／晉平陽陳／元東原羅貫／書林魏」等字。上圖下文，每半葉十五行，兩端各三行無圖，每行三十五字，中間九行有圖，每行二十八字。卷二首題「二刻按鑒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卷之二」。版心上題有兩種：一為「二刻三國英雄志傳」（無魚尾），一則「新刻三國英雄志傳」（有單魚尾），兩者大約各佔一半。而「二刻」者板面字跡漫漶，「新刻」者較為清晰，可知「新刻」者乃為後修相配。此書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孫目未著錄。

5.《二刻按鑒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二十卷，存卷六至十，明建陽刊本

上圖下文，每半葉十七行，左邊三行和右邊四行無圖，每行三十七字，中間十行有圖，每行三十字。卷六首題「二刻按鑒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板心書名為「二刻三國志傳」。現藏於德國魏瑪邦立吐靈森圖書館，孫目未著錄，參看魏安1996年。

6.《新刻按鑒演義京本三國英雄志傳》二十卷、清嘉慶七年（1802）刊

封面題「大清嘉慶七年新鐫／金聖嘆先生批定／繡像三國志全傳」。有吳翼登序（題「閩西桃溪吳翼登書」）及目錄、人物圖像六葉十二幅。卷一首題「新刻按鑒演義京本三國英雄志傳卷一」，行款每半葉十六行，行四十一字。現藏於哈佛大學，孫目未著錄。

7.《新刻按鑒演義京本三國英雄志傳》六卷，清初金閶二酉堂刊（二酉堂本）

前有人物圖像十二葉二十四幅（選自毛評本）。卷一首題「晉平陽陳壽志傳／元東原羅貫中演義」。行款每半葉十五行，行三十二字。據魏安1996年，標明「金閶二酉堂所刊」，可知為蘇州刊本。此書現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孫目未著錄。

8.《新刻按鑒演義京本三國英雄志傳》六卷，康熙四十八年（1709？）聚賢山房刊（聚賢山房本）

封面題「己丑年新刻／毛聲山先生原本／繡像三國志傳／聚賢山房藏板」，按毛評本成書年代大致為康熙五年以前，因此，己丑年最早也是康熙四十八年。次有玉屏山人《三國志小引》（板心下面題「竹秀山房」)及《新刻三國志目錄》、人物圖像十二葉二十四幅（選自毛評本）。卷一首題「晉平陽陳壽志傳／元東原羅貫中演義」。行款每半葉十五行，行三十二字。卷五第二十一葉板心下面題「二酉堂」，據此而推，此書很可能是二酉堂本的翻刻本。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孫目未著錄。

9.《新刻按鑒演義京本三國英雄志傳》六卷，清初三餘堂刊（三餘堂本）

封面題「李卓吾先生評／繡像三國志全傳／三餘堂梓行」，次有玉屏山人《三國志小引》及《新刻三國志目錄》，人物圖像十二葉二十四幅。板式與二酉堂本相同，板心下題「二酉堂」，是為翻刻本。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孫目未著錄。

10.《新刻按鑒演義京本三國英雄志傳》六卷，清初寶華樓刊（寶華樓本）

據魏安1996年，此書也是二酉堂本的翻刻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孫目未著錄。

四、有關索故事的江南本

此系諸本文字上大體與張尚德本相近，卻增補了不少內容。

第一，根據史書，增插他系諸本所沒有的一些情節或書信、表文等。如周曰校本卷二《孫策大戰嚴白虎》增補了關於嚴白虎和王朗的情節約七百字；卷四《曹操引兵取壺關》增補了劉表分別致於袁潭、袁尚兄弟的兩封信；卷十二《羊枯病中薦杜預》增補了陸凱上奏的表文等。據中川諭1998年，全書中較為重要的這種增補共有十處，而增補的內容全部來自《三國志》的裴松之注或《資治通鑒》。

第二，在孔明征雲南的部分（卷九）有關索故事，與「三」系的故事基本上一樣，衹是部分內容文字和「三」系諸本稍有差別，不盡相同。如關索初次出現的一段（《孔明興兵征孟獲》就說：

（孔明）共起兩川甲兵五十萬，前往益州起發，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因荊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見先主報仇，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日安痊，打探得東吳仇人已雪，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敬來投見。」孔明聞知，嗟訝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充為前部先鋒，一同征南。

此段與「三」系相應部分（見前）加以比較，除一些文字差別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此段多出「打探得東吳仇人已雪」一句，為「三」系諸本所沒有。按所謂「東吳仇人」當指呂蒙、潘璋、馬忠、朱然等人，不過，猇亭一戰，先主敗歸，「已雪」二字總覺得不夠恰當。「三」 系祖本的編者或許考慮這一點而刪去這一句也未可知，不太可能「四」系祖本的編者補上了此一不夠恰當的句子。何況「四」系祖本的編者似乎對關索故事不那麼積極。

在此系諸本的整個孔明七擒孟獲的過程中，關索的名字共在七個地方出現，比「三」系少了四處。而關索出現的七處雖然跟「三」系完全一致，其文章如果把張尚德本的相應部分拿來相比，衹是多出關索的名字而已，例如「諸葛亮六擒孟獲」中就說：

（張嶷、祝融夫人）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嶷急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落馬。蠻兵一聲喊處，將張嶷、關索執縛去了。馬忠聽得張嶷等被擒，急出救時，早被蠻兵困住。

上文中如果拿掉「關索」、「等」三個字，就是張尚德本的文章了。此處描寫張嶷、祝融夫人二人打仗，而張嶷落馬何以連關索也一併被擒，頗為費解。且後來孔明擒獲祝融夫人時，就說：「（孔明）遣使入洞，欲送夫人換二將。使命入洞與孟獲答話已畢，獲大喜，即放出張嶷、馬忠還了孔明。」沒有提到關索。顯然，這無疑是此系編者用張尚德本或跟張尚德本同一系統的本子只插進關索的名字，卻顧此失彼後面忘了補上其名所致。在「三」系諸本當中，此處有關索和祝融夫人打仗的描寫，且後來也「（孔明）遣使入洞，欲送還夫人換三將。孟獲大喜，即放三將還了孔明」顯得自然且沒有矛盾。

另外，此系《諸葛亮六出祁山》（卷十一）有「補註」云：

按逸史，前載關索隨孔明平定南方回成都，臥病不起，後入本傳，恐難以取信於人，當時皆指關興是關索，非也。往往傳說，雲南四川等處皆有關索之廟，細考之，索的是蜀將也。小說中直以為關羽之子，其傳必有所本矣。今略附於此，以候後之知者。

在「三」系諸本中沒有這條「補註」。不過，「三」系卷頭的《君臣姓氏》有關索之名及相關記載，而此系的《三國志宗寮》跟張尚德本一樣卻沒有關索。

總之，此系的關索故事也是後補的，且其補法相當粗糙，只不過是原文上插進關索的名字而已。至於此系和「三」系的關索故事到底孰先孰後，雖不能遽定，然鑒於上述的情況，筆者認為「三」系在此系的基礎上加以增刪、渲染的可能性較大。

第三，插上周靜軒的詩。因這些詩都見於葉逢春本以及「二」、「三」系諸本裏，顯然是此系刻編者從建陽刊本中轉引的。由此亦可知，萬曆以後建陽刊本和江南刊本之間有互相交流的現象存在。

第四，保留張尚德本大部分的註解之外，還加上以「釋義」、「考證」、「補遺」等為名的新的註解。這些註解中有關地名的，全部用明代地名。而在系之（二） 諸本裏，已刪除了其中大半，只保留著地名註解。

第五，每卷末尾加上起訖年代。

此系可分為十二卷本系統和一百二十回加評本系統兩類。

（一）十二卷本系統

1.《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十二卷，萬曆十九年（1591）金陵萬卷樓周曰校刊（周曰校本）

封面上段有萬曆辛卯（十九年）周曰校識語，下段題「全像三國志傳演義／書林周曰校刊」，次有《節目》、《全像三國志通俗演義引》（即張尚德本的修髯子引，衹是張尚德本把年代做「嘉靖壬午」，此系諸本都做「嘉靖壬子」，壬子為三十一年，末尾題：「萬曆辛卯季冬吉望刊於萬卷樓。」）、《全像三國志通俗演義敘》（即張尚德本的庸愚子序）及《三國志宗寮》。卷一首題「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卷之一／晉平陽侯陳壽志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明書林周曰校刊」，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版心下多題「仁壽堂刊」。每則前面有對葉全幅圖像一幅，共二百四十幅。第一則圖上題「上元泉水王希堯寫」，第二十五則圖上題「白下魏少峰刻」。此書有原刊本和重刊本，重刊本除沒有圖上畫工、刻工署名之外，其他相同。 原刊本現藏於美國耶魯大學、北京大學（存卷一至七），重刊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蓬左文庫、臺北故宮博物院（舊北平圖書館藏），藏於宮城縣圖書館伊達文庫（存卷九至十二）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存卷三至六、九至十）不知為原刊還是重刊本，孫目著錄。《明清善本小說叢刊》收影印本。萬卷樓周曰校是南京有名的書坊。

2.《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十二卷，夏振宇刊（夏振宇本）

前有《三國志通俗演義引》（即張尚德本的修髯子引）、《三國志通俗演義序》（即張尚德本的庸愚子序）及《三國志傳宗寮姓氏總目》。卷一首題「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卷之一／平陽侯陳壽志傳／後學羅貫中編輯／書林夏振宇繡梓」。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每半葉上欄橫刻標題六字。無圖。板心題「官板三國傳」。卷三首題「書林前溪堂繡梓」。此書現藏於日本蓬左文庫，孫目著錄。夏振宇所刊目前能知道的只此一本。此書與周曰校本文字互有出人，沒有直接承襲關系。

3.《新鐫校正京本大字音釋圈點三國志演義》十二卷，鄭以禎刊（鄭以禎本）

封面題「李卓吾先生評釋圈點三國志／金陵國學原板／寶善堂梓」，卷一首題「新鐫校正京本大字音釋圈點三國志演義卷之一／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卓吾李贄評註／閩瑞我鄭以禎繡梓」。每半葉十四行，行三十字，有寫刻眉批。每則前似有半葉圖一幅。此書原藏於商務印書館，目前下落不明，據說戰時被燒失，孫目著錄，《小說月報》二十卷十號有首葉「桃園結義」圖及正文首半葉書影。寶善堂是建陽書坊，萬曆間寶善堂鄭雲齊（世魁）刊刻多種書，鄭以禎當為其族人。此書雖然只存半葉書影，不過其中所見註解都與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大體上一致，而（二）系諸本所沒有，因而可知為（一）系。上欄眉批「漢高以蛇見興，漢靈以蛇見滅，異哉」，不見於任何評本，不過，其出版年代當在天啟崇禎間李卓吾評本流行之時。至於「金陵國學原板」（即南京國子監所刊）雖不無疑問，然從中也可窺見建陽書坊和江南的交流。

4.《新鐫通俗演義三國志傳》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存卷二、四、五至十一、十四至二十四，萬曆間杭州夷白堂刊（夷白堂本）

小型巾箱本。卷二首題「新鐫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二／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編次／武林夷白堂刊」，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無圖。卷二十一首書題下有「徽郡原板」字樣。此書現藏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孫目未著錄。夷白堂為杭州人楊爾曾，字聖魯，號雉衡山人的堂號。夷白堂出版的書還有《圖繪宗彝》（萬曆三十五年刊）、《海內奇觀》（萬曆三十八年刊）及《高氏三宴詩集·香山九老詩》等（《明代版刻綜錄》），由此而推，此書的刊刻也當在萬曆年間。此書雖為二十四卷本，且刪掉很多詩篇，是一種節本，但其文字比較接近周曰校本，因此，暫時歸為（一）系。

（二）一百二十回加評本系統

1.《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劉君裕刻圖（劉君裕本）

前有禿子《序批評三國志通俗演義》、庸愚子序、繆尊素《三國志演義序》、《讀三國史答問》、《三國志宗寮姓氏》及《三國志目錄》。卷一首題「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一」，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每回分兩則，有眉批，回末有總評。有半葉圖一百二十葉二百四十幅（每回二幅），第六十一葉板心題「君裕劉刻」。此書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孫目未著錄。按《李卓吾先生批評水滸傳》（萬曆四十二年袁無涯刊）、《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與此書行款一樣，且都有劉君裕所刻圖像，應是姊妹本關系。其實，所謂李卓吾先生批評並不是出於李贄之手。此書第九十六、一百五、一百十七回的總評中都提到「梁溪葉仲子」，按此葉仲子乃為萬曆間偽托《水滸傳》、《琵琶記》李卓吾評的無錫人葉晝。由此可推，此書的李評也是葉晝寫的，關於這一點可參看陸聯星《李贄批評〈三國演義〉辨偽》（江蘇古籍出版社，1983）。劉君裕是蘇州刻工，曾為《李卓吾先生批評水滸傳》、《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龔紹山刊《新鐫陳眉公先生評點春秋列國志傳》及尚友堂本《二刻拍案驚奇》等書刻過圖像（參看蘇興《談〈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的版刻》，《文獻》第27期，1986）。

2.《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建陽吳觀明刻（吳觀明本）

前有圖像一百二十葉為一冊，其第二葉板心下面題「書林劉素明全刻像」。第二冊有封面，題「三國志演義評」，有識語。次有禿子《序批評三國志通俗演義》（末尾題「長洲文葆光書／建陽吳觀明刻」）、繆尊素《三國志演義序》、庸愚子《三國志序》、《讀三國史答問》、《三國志宗寮姓氏》及《三國志目錄》。卷一首題「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行款、眉批、總評均與劉君裕本相同二此書現藏於日本蓬左文庫、靜嘉堂文庫、北京大學圖書館（殘本），孫目著錄，《對譯中國曆史小說選集》（東京ゆまに書房，1984）有影印本。劉素明，名國好，字素明，是天啟年間的刻工，在建陽、南京等地活動。曾刻過天啟四年（1624）序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泰昌天啟間天許齋刊《古今小說》等書的圖像，也似乎刊行過不少書（參看《建陽劉氏刻書考》下，《文獻》第37期，1988）。據李國慶《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吳觀明所刻的書還有杭州徑山寂照庵在萬曆二十六年所刊的《維摩詰所說經註品》及萬曆三十四年所刊的《景德傳燈錄》，因此，吳觀明雖然是建陽的刻工，此書的刊刻地點恐怕不是建陽，而可能是杭州或蘇州。

3.《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康熙間吳郡綠蔭堂刊（綠蔭堂本）

前有封面，題「繡像古本／李卓吾原評三國志／吳郡綠蔭堂藏板」。有圖像一百二十葉，與吳觀明本相同，衹是沒有刻工名字。次有繆尊素《三國志演義序》、康熙丁卯（二十六年，1687）載易撰《書富春東觀山漢前將軍壯繆漢侯祠壁》、《三國志目錄》及《三國志宗寮姓氏》。行款、眉批、總評均與吳觀明本相同。此書現藏於北京市首都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日本宮內廳書陵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法國國家圖書館，孫目著錄。

4.《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清初吳郡黎光樓·植槐堂刊（黎光樓本）

前有封面題「繡像古本／李卓吾原評三國志／吳郡黎光樓·植槐堂藏板」。圖像一百二十葉，與吳觀明本相同，也沒有刻工名字。次有繆尊素《三國志演義序》、《三國志宗寮姓氏》及《三國志目錄》。行款、總評均與吳觀明本相同，衹是把眉批改為夾批。此書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殘本）、天理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孫目著錄。

5.《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雍正三年蘇州三槐堂、三樂齋、三才堂刊（三槐堂本）

前有封面題「雍正乙巳夏鐫／李卓吾先生評／新訂繡像三國志／古吳三槐堂、三樂齋、三才堂藏板」。圖像、序、目錄、行款等均與黎光樓本相同。此書現藏於耶魯大學，孫目未著錄。

6.《陳眉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存第三十至四十七、六十一至七十三回（陳評本）

行款與吳觀明本相同。現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孫目未著錄。此書雖稱為陳眉公（陳繼儒）批評，其實本文及評語與其他李卓吾評本無異。

7.《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真本》一百二十回，吳郡寶翰樓刊（寶翰樓本）

前有封面題「李卓吾先生新刊評三國志」。有繆尊素序及目錄。卷一首題「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真本」。行款及圖像與其他李卓吾評本一樣。現藏於耶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孫目著錄。此書雖稱「李卓吾先生批評」，除部分眉批、總評與其他李卓吾評本相同之外，大部分的評語不一樣。寶翰樓也刊過李卓吾評本《水滸傳》。參看馬廉《舊本〈三國演義〉版本的調查》（《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二卷第五號，1929）。

8.《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二十卷一百二十回，天啟間積慶堂刊（鍾評本）

卷一首題「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一／景陵鍾伯敬父批評／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較閱」。行款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六字。板心下偶題「積慶堂藏板」。現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天理大學圖書館，孫目著錄。積慶堂另有《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現有的本子都是四知館的重印本），行款與此本相同。而《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的刊刻年代大約是天啟四年至七年之間（見劉世德《鍾批本〈水滸傳〉的刊行年代和版本問題》，《文獻》1989年第2期），此書的刊行亦當在天啟年間。此書的評語，除有一部分與李卓吾評本相同之外，大部分的評語則不一樣。另外，東京大學藏本有部分補刻，而補刻者很可能是四知館。參看王長友《〈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探考》（《〈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巴蜀書社，1992）。

9.《三國志》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清初遺香堂刊（遺香堂本）

封面題「遺香堂繪像三國志」，有紅印「谿香書屋」。有夢藏道人序，題「壬申午日夢藏道人書於蒲室」，壬申當是崇禎五年（1632)，次有目錄及人物表。 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有半葉圖四十三葉八十六幅，題「新安黃誠之刻」、「黃士衡刻」。板心下多題「遺香堂」。此書現藏於耶魯大學、美國國會圖書館（僅存封面及圖像）、北京大學（殘本）、周紹良（殘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殘本）、京都大學（僅存人物表），孫目未著錄。據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黃誠之是新安刻工黃一遂（1632一1699）。 此書的評語，也除有一部分與李卓吾評本相同之外，大部分的評語則不一樣，也有無名氏的旁批。

10.《李笠翁批閱三國志》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康熙間芥子園刊（李漁評本）

封面題「笠翁評閱／繪像三國志／第一才子書」，有紅印「芥子園藏書」。次有李漁《三國志演義序》、《三國志目錄》、《三國志宗寮姓氏》、圖像一百二十葉（與李評本不同）。卷一首題「李笠翁批閱三國志」，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有眉批。此書芥子園原刊本藏於日本京都大學之外，還有南京翼聖堂印本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兩衡堂印本藏於北京首都圖書館，另有殘本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等處，孫目著錄。此書的眉批大部分來自毛評本夾批或遺香堂本的旁批。

五、有花關索·關索故事的版本

此系是《三國》和《水滸》的合刻本，上段為《水滸》，下段即《三國》。其中《三國》部分的版本內容較為特殊，就是既有「二」系的花關索故事，又有「三」、「四」系的關索故事。出現此一矛盾現象的原因是使用不同系統的兩種底本。目前知道的此系版本衹有《精鐫合刻三國水滸全傳》二十卷一百二十回，建陽雄飛館熊飛刊（熊飛本）一種。

前有封面題「二刻重訂無訛（橫刻）／名公批點合刻三國水滸全傳／英雄譜」，有識語。次有《英雄譜弁言》（題「熊飛赤玉甫書於雄飛館」）、晉江楊明琅所題《敘英雄譜》、《按晉平陽陳壽史傳總歌》、《三國志目次》、《水滸傳目錄》。卷一首題「精鐫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卷之一甲集／錢塘施耐庵編輯（上段）／晉平陽陳壽史傳／元東原羅貫中演義／明溫陵李載贄批點（下段）」，上段《水滸》部分，每半葉十七行，行十四字；下段《三國》部分，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二字。有旁批。 書中很多註解跟湯賓尹本一樣。此書現藏於日本內閣文庫、京都大學、尊經閣，孫目著錄。《京都大學漢籍善本叢書》第十八至二十卷（同朋社，1980）及《古本小說集成》收影印本。此書第一百五回有《花關索荊州認父》，而第一百七十四回《孔明一擒孟獲》中也有關索的名字。這是因為此書用「二」系的本子（很可能是湯賓尹本）和「四」系的本子作為底本。此書的旁批不見於任何別的版本。熊飛是建陽種德堂熊沖宇的儿子（見方彥壽《明代刻書家熊宗立述考》，《文獻》第31期，1987）。另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書的圖像，為其他藏本所沒有。據魏安1996年，圖像共有半葉圖一百幅，第一至六十二幅為三國圖，第六十三至一百為水滸圖，而第一、六十三葉題「劉玉明刻」，劉玉明很可能是劉素明的兄弟。

六、毛宗崗本

清初蘇州的文人，毛綸（字德音，號聲山）及其子毛宗崗（字序始）所評改的本子。毛綸另有《琵琶記》的評本，刊於康熙五年（1666），而其《總論》中就說：

羅貫中先生做《通俗三國志》，共一百二十卷，其紀事之妙不讓史遷，卻讓村學究改壤，予甚惜之。前歲得讀其原本，因為校正，復不揣愚陋，為之條分節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綴以總評數段，且許兒輩亦得參附末論，共讚其成。

由此可知毛氏父子評改《三國演義》大約開始於康熙三年，到康熙五年已經完成。

毛評本雖然在其《凡例》中稱說對「俗本」的「詞語冗長」、「紀事多訛」等處「今悉依古本改正」，且對謬託的李卓吾評語也說「今俱削去，而以新評校正」，但細看其書，不難發現其文章跟吳觀明本等的「四」系李卓吾評本幾乎相同，且其評語中仍然保留著一些李卓吾評語，可知其所根據的祖本還是李卓吾評本，而所謂的「古本」根本不存在。至於其金聖嘆序之不可信，以往很多學者也已經考證過的。雖然如此，毛評本對原文不甚恰當之處的確做過大量的修改，加上別具慧眼的評語，令人讀之耳目一新，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毛評本一出，那以前所有的版本都被淘汰，以致清代中期以後出版的《三國演義》幾乎全部是毛評本，形成毛評本一枝獨秀的局面。

毛評本最早的版本大概是醉耕堂所刊《四大奇書第一種》六十卷。此書前有封面，題「聲山別集（橫刻）/古本三國志／四大奇書／第一種」，有李漁康熙己未（十八年，1679）序、《凡例》、《讀三國志法》、《四大奇書第一種總目》、《三國人物圖》（半葉圖配半叶讚，共四十葉）。 卷一首題「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吳門杭永年資能氏評定」。行款每半葉八行，行二十四字，注小字雙行。每回前有總評。板心下多題「醉耕堂」。此書現藏於日本京都產業大學圖書館（小川環樹舊藏）、天理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

之後，有人偽造加上順治元年（1664）的金聖嘆序，且把書名改稱《第一才子書》。

清代出版的毛評本應不下數百種，據上田望《毛綸、毛宗崗批評〈四大奇書三國志演義〉版本目錄（稿）》（《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四號，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會，1998），大致可分為：（1）四大奇書第一種六十卷，（2）官板大字繡像批評三國志二十四卷，（3)四大奇書第一種十九卷首一卷，（4）漢宋奇書（水滸、三國合刻），（5）四大奇書第一種五十一卷，(6）其他。因各系統之間內容文字基本上沒有差別，且版本繁多，篇幅有限，茲不加以一一介紹。請參看上田望目錄（稿）及《毛綸、毛宗崗批評〈四大奇書三國志演義〉と清代の出版文化》（《東方學》一百一輯，日本·東方學會，2001）。

（金文京）

——以上摘自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山西教育出版社西元2004年版）。

三國人物、故事，歷來常見於論著、詩詞、戲曲、評話諸作品中。現今通行之《三國演義》長篇小說，以陳壽《三國志》爲主幹，而大量取材於民間傳說、戲劇等。此書經歷代修訂，或因羅貫中曾刪訂成《三國志通俗演義》，后世諸本，皆以此基礎修訂，故諸本皆稱爲羅貫中編次演義。毛綸、毛宗崗父子在李卓吾評本的基礎上整理回目，修正文辭，削除論讚，改換詩文，增刪或改寫某些情節，加上自己的評點，又作一篇《讀三國志法》。經過毛氏父子的修改，書中尊劉貶曹傾向更爲突出，人物性格較前統一、鮮明，回目對偶工整，文字也較爲流楊。評語在小說理論上亦有建樹。毛本後來成爲最流行的本子。

《序》文作者，中華書局西元1995簡體排印本作“李漁”，上海古籍出版社西元1989年正體排印本作“金圣嘆”，今從中華本作李漁。原文本從簡體版直接轉換，校對不精，錯字頗多，如“乾”“干”俱作“幹”，“后”常作“後”，“纔”與“才”不分，“适”與“適”不別，不可勝數，於此益見整理古籍，簡化字實不足取。本站上傳時略有校訂，而未能一一細校，實屬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