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啟蒙意見五卷

明韓邦奇撰。

是編因朱子《易學啟蒙》而闡明其說，一卷曰《本圖書》，二卷曰《原卦畫》，皆推演邵氏之學，詳爲圖解；三卷曰《明蓍策》，亦發明古法，而附論近世後二變不掛之誤；四卷曰《考占變》，述六爻不變及六爻遞變之舊例；五卷曰《七占》，凡六爻不變六爻俱變及一爻變者，皆仍其舊，其二爻三爻四爻五爻變者，則別立新法以占之。所列卦圖，皆以一卦變六十四卦，與焦延壽《易林》同，然其宗旨則宋儒之《易》，非漢儒之《易》也

郭彧案：韓邦奇《易學啟蒙意見》爲全錄朱熹《易學啟蒙》原圖原文並附以衍圖及「意見」之書。其體例仍是四篇。卷首「啟蒙意見原序」曰：「朱晦庵氏爲之本圖書，爲之原卦畫，爲之明蓍策，爲之考占變，於是乎易之先後始有其序，而理數辭象之功懋矣。奇也魯而善忘，誦而習之，有所得焉則識之於冊，將以補備溫故焉。奇也愚而少達，思而辨之，有弗悟焉，則自爲之說，將以就有道焉。是故爲之備其象，盡其數，增釋其辭矣，理則吾莫如之何也」。書末蘇佑所作「跋啟蒙意見後」曰：「苑洛先生早承家學，茂惇素履，極研易道，乃著是篇。首本圖書，以溯其源，次原卦畫，以崇其象，次明蓍策，以極其數，次考變占，以達其用」。是書卷一爲「本圖書第一」和「原卦畫第二」，卷二爲「明蓍策第三」，卷三、卷四爲「考占變第四」。並非「一卷曰本圖書，二卷曰原卦畫」，「三卷曰明蓍策」，「四卷曰考占變」，「五卷曰七占」。監生據浙江汪啟淑家藏本謄錄之書亦不是「易學啟蒙意見五卷」，而是四卷。

朱熹《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篇中有「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此即所謂之「七占」。《易學啟蒙意見》第四卷實接第三卷繼續提格引用《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之原文，而卷首「七占古法不傳久矣，朱子以事理推之如前，猶有可疑者」至「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爲三十二圖」（此爲《易學啟蒙》本文）前之一段，爲韓邦奇討論七占新法之「意見」。所以，不能謂「卷五曰七占」。

朱熹《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於述「七占」之文後，「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爲三十二圖」，皆是一卦變六十四卦之圖。韓邦奇於卷四祇列其第一幅圖，又有自作「加詳」之三十二幅圖。圖後則又是《易學啟蒙》書末之文：「以上三十二圖，反覆之則爲六十四圖。以一卦爲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與焦贛易林合。然其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覽者詳之」。所以，韓邦奇所附之圖皆爲依朱熹「七占說」和三十二幅「變占圖」而來，其法並不與漢儒焦延壽之《易林》相同（《易林》是本《序卦》之序而將主卦置於六十四卦之首，並非以爻變得卦。如「乾坤屯蒙……」、「坤乾屯蒙……」、「屯乾坤蒙……」等）。朱熹亦自謂「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想來作是書《提要》之人，並不明白《易林》，亦不曾詳讀《易學啟蒙》及韓氏《啟蒙意見》，以致有此誤。

是書《提要》所提大多爲朱熹《易學啟蒙》之要。如謂「三卷曰明蓍策，亦發明古法，而附論近世後二變不掛之誤」，則是指韓邦奇書中所引《易學啟蒙》本文而言。其文曰：「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考之於經乃爲六扐而後掛，不應五歲再潤之義，且後二變又止三營，蓋亦誤矣。」

四庫館臣於是書《提要》中稱《易學啟蒙意見》之宗旨爲「宋儒之易」，無疑謂朱熹列《河圖》、《洛書》等圖之《易學啟蒙》，亦爲「宋儒之易」。然其間又曰「二卷曰原卦畫，皆推演邵子之學」，如從《四庫全書·皇極經世書提要》所謂「是經世一書，雖明天道，而實責成於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非讖緯數術家所可同年而語也」之說，則「邵子之學」亦不失爲「儒者之言」。然而，又於《易數鉤隱圖提要》中曰：「至宋而象數之中復歧出圖書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學出於種放，放出於陳摶，其源流與邵子之出於穆、李者同……是即圖書之學出於道家之一證」，又於《大易象數鉤深圖提要》中曰：「蓋純主陳摶先天之學，朱子所謂易外別傳者也」，又於《易通變提要》中曰：「南宋之後，以數言易者，皆以陳、邵爲宗，又以陳本道家，遂諱言陳而惟稱邵」，又於《易學象數論提要》中曰：「蓋易至京房、焦延壽而流爲方術，至陳摶而歧入道家，學者失其初旨，彌推衍而謬葛彌增」，又於《周易玩辭集解提要》中曰：「慎行受業於黃宗羲，故能不惑於圖書之學……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等等。雖各篇《提要》出於不同人之手，有力尊漢學如紀昀者，有服膺宋儒如姚鼐者，然謂圖書之學出於陳摶、爲流入道家之外學，則無大分歧。但是在因人而說方面，卻並不公允。因劉牧說《河圖》、《洛書》，就謂其「出於道家」；因朱熹《易學啟蒙》說《河圖》、《洛書》，就謂其「其宗旨則宋儒之易」；因邵雍說「先天之學」，就謂其是「易外別傳」；因朱熹《易學啟蒙》「原卦畫」大量引用邵雍語錄而成篇，亦謂其是「宋儒之易」。此種因人而異撰寫《提要》之風，實不可取。當然，《易學啟蒙》被采入《御纂周易折中》，四庫館臣不敢置喙，亦是箇中原因。今天看來，撰寫易學群書之《提要》，當有統一之格調，當以書中內容而論其是與非，不應因人而異或因「御纂」而異。

易象鈔四卷

明胡居仁撰，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餘干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前有居仁《自序》，稱讀《易》二十年，有所得輒鈔積之，手訂成帙，取先儒圖書論說合於心得者錄之。三卷以下則皆與人論《易》往覆剳記及自記所學，又爲櫽括歌辭以舉其要。居仁之學雖出於吳與弼，而篤實則遠過其師，故在明代與曹端、薛宣俱號醇儒。所著《居葉錄》，至今稱道學正宗。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元渺之談。考萬曆乙酉御史李頤《請從祀孔子廟庭疏》，稱所著有《易傳春秋傳》，今頗散佚失次。朱彞尊《經義考》載有居仁《易通解》注曰未見，而不載此書，豈此書一名《易通解》歟？然李頤時已稱散佚失次，何以此本獨完？疑後人裒其緒言，重爲編次。非居仁手著也。

郭彧案：胡居仁（1434-1484年），絕意科舉，築室梅溪山中，以講學爲業。後主講白鹿書院，布衣終身。與薛瑄、曹端齊名，俱爲明代理學大家。其學主「因氣以成理」說，曰：「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是說反了。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爲。」（《明儒學案》）四庫館臣此《提要》謂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玄渺」，可見其所「鈔積」之易學著作中不會充斥大量易圖。「三卷以下則與人論易，往覆答記及自記所學」，則其內容主要是與理學有關者。

今見《四庫全書》本《易像鈔》（非「易象鈔」）十八卷（非「四卷」），其前五卷爲本列圖集說體例而成，共列易圖三十二幅。有《馬圖》、《龜書》、《易有太極圖一》、《易有太極圖二》、《體用一源圖》、《河洛卦位合圖》、《一陰一陽謂道之圖》、《通知晝夜之圖》、《全體天心之圖》、《豎圖》、《十二月卦之圖》、《一中分造化方圖》（先天原圖）、《一中分造化方圖》（重定先天）、《一中分造化方圖》（補定後天）、《一中分造化圓圖》（先天）、《一中分造化圓圖》（重定先天）、《一中分造化圓圖》（補定後天）、《乾坤易之門》、《羲畫六十四卦文序反覆合之止成三十六》、《文序先後一原圖》、《序卦圖》、《三十六宮都是春》、《雜卦》、《制器尚象十三卦》、《九卦》、《四象珓圖》、《四象珓卦全圖》、《八卦上下相綜全圖》、《先天八卦往順來逆圖》、《八卦變游歸宮之圖》、《陽生自下陰消自上全圖》、《重卦先天後天消息全圖》。很難想像，有明一代之理學大家會有此等樣易學著作。

是書所列圖後抄錄諸家之說，有虞翻、邵雍、邵伯溫、張行成、朱熹、陸九淵、楊簡、蔡元定、項安世、王應麟、翁泳、胡方平、胡一桂、吳澄、胡炳文等。就其中所錄明代諸家之說來看，即可知是書出於胡居仁之後。其一，「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天地生物只一陰一陽交變，錯綜生千生萬，無窮無盡更不可限以數目，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下注「胡叔心」，如此書爲胡居仁所作，無自屬其名字之理；其二，引「虛齋蔡氏」之語，乃出蔡清（1453-1508）《易經蒙引》。蔡清爲成化甲辰（1484）進士，其時正爲胡居仁離世之年；其三，引「章本清」語，乃出章潢（1527-1608）《圖書編》。章潢於萬曆乙巳（1605年）以薦授順天府學訓導，時年已七十九。章潢出生之時，胡居仁已離世四十餘年；其四，引「楊止庵」語，乃出楊時喬《周易古今文全書》。楊時喬，號止庵，嘉靖乙丑（1529年）進士，其時距胡居仁離世已四十五年；其五，引「顧叔時」語，考講學東林書院之顧憲成（1550-1612年）字叔時，學者稱涇陽先生。顧叔時出生之時，胡居仁已離世六十六年；其五，引《易筌》語，考《易筌》六卷乃焦竑所譔，焦氏乃萬曆己丑（1589年）進士，時距胡居仁離世已百餘年。此外還有「金氏」（疑即金賁亨）、「龍崗賀氏」等人。胡居仁怎能於易學著述中引身後之人語？

考明錢一本有《像抄》六卷。是書卷一、卷二亦有《馬圖》、《龜書》等三十二圖。對照之後發現，《像抄》前兩卷文字與《四庫全書》本《易像鈔》前五卷文字完全相同，其三十二圖，唯《馬圖》畫有「龍馬」，《龜書》畫有「神龜」，其餘亦完全相同。（竊疑「龍馬」、「神龜」爲四庫謄錄監生繕寫時去掉，只取黑白點圖）。又清初高雪君所刻《易經來注圖解》之卷末「周易采圖」，收《像抄》圖二十八幅，其中有十五幅註明「像抄定」，可知其圖是采自錢一本《像抄》。

錢一本（1539-1610），字國瑞，武進（進屬江蘇）人，別號啟新。萬曆癸未（1583年）進士。官至福建道監察御史，以上疏論政弊，被削職爲民。曾與顧憲成、高攀龍等分主東林講席。著述有《像象管見》九卷（《四庫全書》著錄）、《像抄》六卷（四庫易類存目）、《續像抄》二卷、《四聖一心錄》六卷。四庫館臣所據撰《提要》之兩淮鹽政采進四卷本，與謄錄之十八卷本有所不同，而《四庫全書總目》之提要亦據李頤之疏疑是書「非居仁手著」，惜乎未加深考。倘若以之與「易類存目」中錢一本《像抄》對照，則不會有此錢冠胡戴之誤。此誤又證明總纂官、總校官乃至於卷四末加蓋「乾隆御覽之寶」之皇帝，皆不曾細讀此書，否則，以引文中之「胡叔心」、「楊止庵」、「顧叔時」等人之先後，即可斷定本非出於胡居仁手之書。

據說，「乾隆遇事自矜明察，當時臣下，善承意旨，往往故爲脫誤，以待帝之御筆指出」（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然如此將錢一本之書作胡居仁書錄之之誤，則並非「故爲脫誤」之所允許範圍，實不加深考之誤。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喻曰：「惟是進呈各書，朕信手抽閱，即有僞舛，其未經指出者，尚不知幾處。」幸此錢冠胡戴之誤未被乾隆發覺，否則，紀昀又要被罰幾斗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