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部五


易類五,四庫全書總目卷五

易學啟蒙意見五卷

明韓邦奇撰。

是編因朱子《易學啟蒙》而闡明其說,一卷曰《本圖書》,二卷曰《原卦畫》,皆推演邵氏之學,詳爲圖解;三卷曰《明蓍策》,亦發明古法,而附論近世後二變不掛之誤;四卷曰《考占變》,述六爻不變及六爻遞變之舊例;五卷曰《七占》,凡六爻不變六爻俱變及一爻變者,皆仍其舊,其二爻三爻四爻五爻變者,則別立新法以占之。所列卦圖,皆以一卦變六十四卦,與焦延壽《易林》同,然其宗旨則宋儒之《易》,非漢儒之《易》也

郭彧案:韓邦奇《易學啟蒙意見》爲全錄朱熹《易學啟蒙》原圖原文並附以衍圖及「意見」之書。其體例仍是四篇。卷首「啟蒙意見原序」曰:「朱晦庵氏爲之本圖書,爲之原卦畫,爲之明蓍策,爲之考占變,於是乎易之先後始有其序,而理數辭象之功懋矣。奇也魯而善忘,誦而習之,有所得焉則識之於冊,將以補備溫故焉。奇也愚而少達,思而辨之,有弗悟焉,則自爲之說,將以就有道焉。是故爲之備其象,盡其數,增釋其辭矣,理則吾莫如之何也」。書末蘇佑所作「跋啟蒙意見後」曰:「苑洛先生早承家學,茂惇素履,極研易道,乃著是篇。首本圖書,以溯其源,次原卦畫,以崇其象,次明蓍策,以極其數,次考變占,以達其用」。是書卷一爲「本圖書第一」和「原卦畫第二」,卷二爲「明蓍策第三」,卷三、卷四爲「考占變第四」。並非「一卷曰本圖書,二卷曰原卦畫」,「三卷曰明蓍策」,「四卷曰考占變」,「五卷曰七占」。監生據浙江汪啟淑家藏本謄錄之書亦不是「易學啟蒙意見五卷」,而是四卷。

朱熹《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篇中有「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此即所謂之「七占」。《易學啟蒙意見》第四卷實接第三卷繼續提格引用《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之原文,而卷首「七占古法不傳久矣,朱子以事理推之如前,猶有可疑者」至「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爲三十二圖」(此爲《易學啟蒙》本文)前之一段,爲韓邦奇討論七占新法之「意見」。所以,不能謂「卷五曰七占」。

朱熹《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於述「七占」之文後,「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爲三十二圖」,皆是一卦變六十四卦之圖。韓邦奇於卷四祇列其第一幅圖,又有自作「加詳」之三十二幅圖。圖後則又是《易學啟蒙》書末之文:「以上三十二圖,反覆之則爲六十四圖。以一卦爲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與焦贛易林合。然其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覽者詳之」。所以,韓邦奇所附之圖皆爲依朱熹「七占說」和三十二幅「變占圖」而來,其法並不與漢儒焦延壽之《易林》相同(《易林》是本《序卦》之序而將主卦置於六十四卦之首,並非以爻變得卦。如「乾坤屯蒙……」、「坤乾屯蒙……」、「屯乾坤蒙……」等)。朱熹亦自謂「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想來作是書《提要》之人,並不明白《易林》,亦不曾詳讀《易學啟蒙》及韓氏《啟蒙意見》,以致有此誤。

是書《提要》所提大多爲朱熹《易學啟蒙》之要。如謂「三卷曰明蓍策,亦發明古法,而附論近世後二變不掛之誤」,則是指韓邦奇書中所引《易學啟蒙》本文而言。其文曰:「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考之於經乃爲六扐而後掛,不應五歲再潤之義,且後二變又止三營,蓋亦誤矣。」

四庫館臣於是書《提要》中稱《易學啟蒙意見》之宗旨爲「宋儒之易」,無疑謂朱熹列《河圖》、《洛書》等圖之《易學啟蒙》,亦爲「宋儒之易」。然其間又曰「二卷曰原卦畫,皆推演邵子之學」,如從《四庫全書·皇極經世書提要》所謂「是經世一書,雖明天道,而實責成於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非讖緯數術家所可同年而語也」之說,則「邵子之學」亦不失爲「儒者之言」。然而,又於《易數鉤隱圖提要》中曰:「至宋而象數之中復歧出圖書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學出於種放,放出於陳摶,其源流與邵子之出於穆、李者同……是即圖書之學出於道家之一證」,又於《大易象數鉤深圖提要》中曰:「蓋純主陳摶先天之學,朱子所謂易外別傳者也」,又於《易通變提要》中曰:「南宋之後,以數言易者,皆以陳、邵爲宗,又以陳本道家,遂諱言陳而惟稱邵」,又於《易學象數論提要》中曰:「蓋易至京房、焦延壽而流爲方術,至陳摶而歧入道家,學者失其初旨,彌推衍而謬葛彌增」,又於《周易玩辭集解提要》中曰:「慎行受業於黃宗羲,故能不惑於圖書之學……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等等。雖各篇《提要》出於不同人之手,有力尊漢學如紀昀者,有服膺宋儒如姚鼐者,然謂圖書之學出於陳摶、爲流入道家之外學,則無大分歧。但是在因人而說方面,卻並不公允。因劉牧說《河圖》、《洛書》,就謂其「出於道家」;因朱熹《易學啟蒙》說《河圖》、《洛書》,就謂其「其宗旨則宋儒之易」;因邵雍說「先天之學」,就謂其是「易外別傳」;因朱熹《易學啟蒙》「原卦畫」大量引用邵雍語錄而成篇,亦謂其是「宋儒之易」。此種因人而異撰寫《提要》之風,實不可取。當然,《易學啟蒙》被采入《御纂周易折中》,四庫館臣不敢置喙,亦是箇中原因。今天看來,撰寫易學群書之《提要》,當有統一之格調,當以書中內容而論其是與非,不應因人而異或因「御纂」而異。

易象鈔四卷

明胡居仁撰,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餘干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前有居仁《自序》,稱讀《易》二十年,有所得輒鈔積之,手訂成帙,取先儒圖書論說合於心得者錄之。三卷以下則皆與人論《易》往覆剳記及自記所學,又爲櫽括歌辭以舉其要。居仁之學雖出於吳與弼,而篤實則遠過其師,故在明代與曹端、薛宣俱號醇儒。所著《居葉錄》,至今稱道學正宗。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元渺之談。考萬曆乙酉御史李頤《請從祀孔子廟庭疏》,稱所著有《易傳春秋傳》,今頗散佚失次。朱彞尊《經義考》載有居仁《易通解》注曰未見,而不載此書,豈此書一名《易通解》歟?然李頤時已稱散佚失次,何以此本獨完?疑後人裒其緒言,重爲編次。非居仁手著也。

郭彧案:胡居仁(1434-1484年),絕意科舉,築室梅溪山中,以講學爲業。後主講白鹿書院,布衣終身。與薛瑄、曹端齊名,俱爲明代理學大家。其學主「因氣以成理」說,曰:「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是說反了。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爲。」(《明儒學案》)四庫館臣此《提要》謂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玄渺」,可見其所「鈔積」之易學著作中不會充斥大量易圖。「三卷以下則與人論易,往覆答記及自記所學」,則其內容主要是與理學有關者。

今見《四庫全書》本《易像鈔》(非「易象鈔」)十八卷(非「四卷」),其前五卷爲本列圖集說體例而成,共列易圖三十二幅。有《馬圖》、《龜書》、《易有太極圖一》、《易有太極圖二》、《體用一源圖》、《河洛卦位合圖》、《一陰一陽謂道之圖》、《通知晝夜之圖》、《全體天心之圖》、《豎圖》、《十二月卦之圖》、《一中分造化方圖》(先天原圖)、《一中分造化方圖》(重定先天)、《一中分造化方圖》(補定後天)、《一中分造化圓圖》(先天)、《一中分造化圓圖》(重定先天)、《一中分造化圓圖》(補定後天)、《乾坤易之門》、《羲畫六十四卦文序反覆合之止成三十六》、《文序先後一原圖》、《序卦圖》、《三十六宮都是春》、《雜卦》、《制器尚象十三卦》、《九卦》、《四象珓圖》、《四象珓卦全圖》、《八卦上下相綜全圖》、《先天八卦往順來逆圖》、《八卦變游歸宮之圖》、《陽生自下陰消自上全圖》、《重卦先天後天消息全圖》。很難想像,有明一代之理學大家會有此等樣易學著作。

是書所列圖後抄錄諸家之說,有虞翻、邵雍、邵伯溫、張行成、朱熹、陸九淵、楊簡、蔡元定、項安世、王應麟、翁泳、胡方平、胡一桂、吳澄、胡炳文等。就其中所錄明代諸家之說來看,即可知是書出於胡居仁之後。其一,「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天地生物只一陰一陽交變,錯綜生千生萬,無窮無盡更不可限以數目,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下注「胡叔心」,如此書爲胡居仁所作,無自屬其名字之理;其二,引「虛齋蔡氏」之語,乃出蔡清(1453-1508)《易經蒙引》。蔡清爲成化甲辰(1484)進士,其時正爲胡居仁離世之年;其三,引「章本清」語,乃出章潢(1527-1608)《圖書編》。章潢於萬曆乙巳(1605年)以薦授順天府學訓導,時年已七十九。章潢出生之時,胡居仁已離世四十餘年;其四,引「楊止庵」語,乃出楊時喬《周易古今文全書》。楊時喬,號止庵,嘉靖乙丑(1529年)進士,其時距胡居仁離世已四十五年;其五,引「顧叔時」語,考講學東林書院之顧憲成(1550-1612年)字叔時,學者稱涇陽先生。顧叔時出生之時,胡居仁已離世六十六年;其五,引《易筌》語,考《易筌》六卷乃焦竑所譔,焦氏乃萬曆己丑(1589年)進士,時距胡居仁離世已百餘年。此外還有「金氏」(疑即金賁亨)、「龍崗賀氏」等人。胡居仁怎能於易學著述中引身後之人語?

考明錢一本有《像抄》六卷。是書卷一、卷二亦有《馬圖》、《龜書》等三十二圖。對照之後發現,《像抄》前兩卷文字與《四庫全書》本《易像鈔》前五卷文字完全相同,其三十二圖,唯《馬圖》畫有「龍馬」,《龜書》畫有「神龜」,其餘亦完全相同。(竊疑「龍馬」、「神龜」爲四庫謄錄監生繕寫時去掉,只取黑白點圖)。又清初高雪君所刻《易經來注圖解》之卷末「周易采圖」,收《像抄》圖二十八幅,其中有十五幅註明「像抄定」,可知其圖是采自錢一本《像抄》。

錢一本(1539-1610),字國瑞,武進(進屬江蘇)人,別號啟新。萬曆癸未(1583年)進士。官至福建道監察御史,以上疏論政弊,被削職爲民。曾與顧憲成、高攀龍等分主東林講席。著述有《像象管見》九卷(《四庫全書》著錄)、《像抄》六卷(四庫易類存目)、《續像抄》二卷、《四聖一心錄》六卷。四庫館臣所據撰《提要》之兩淮鹽政采進四卷本,與謄錄之十八卷本有所不同,而《四庫全書總目》之提要亦據李頤之疏疑是書「非居仁手著」,惜乎未加深考。倘若以之與「易類存目」中錢一本《像抄》對照,則不會有此錢冠胡戴之誤。此誤又證明總纂官、總校官乃至於卷四末加蓋「乾隆御覽之寶」之皇帝,皆不曾細讀此書,否則,以引文中之「胡叔心」、「楊止庵」、「顧叔時」等人之先後,即可斷定本非出於胡居仁手之書。

據說,「乾隆遇事自矜明察,當時臣下,善承意旨,往往故爲脫誤,以待帝之御筆指出」(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然如此將錢一本之書作胡居仁書錄之之誤,則並非「故爲脫誤」之所允許範圍,實不加深考之誤。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喻曰:「惟是進呈各書,朕信手抽閱,即有僞舛,其未經指出者,尚不知幾處。」幸此錢冠胡戴之誤未被乾隆發覺,否則,紀昀又要被罰幾斗米了。

如發現本文有錯誤,請到論壇指正。 字数:3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