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類聚附錄一

自《皇覽》而下，歷朝曾經屢次運用政府的力量組織人力，搜檢皇家藏書，編纂成不少的巨型類書。這些類書匯集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加以分門排比，其性質約略相等於現代的百科全書和資料類編。它們在當時起著傳授知識、臨文備查的作用，對後世讀者來說，由於它們集中而又類別地保存了歷代繁富的文獻資料，因而具有了較爲可貴的參考價值，爲學術研究者所重視和使用。然而這些古類書也多有散亡，在遺留下來的幾部規模較大的類書中，保存唐代以前豐富的文獻資料的，《藝文類聚》是頗爲重要的一種。

《藝文類聚》是唐代開國初年由高祖李淵下令編修的。【下詔的年份，據《唐書》七十三《令狐德棻傳》的記載爲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唐書》一八九上《儒學·歐陽詢傳》記爲武德七年（六二四）詔修，乃是誤以成書上奏之年爲詔令修書之年。】受詔參與編修的共十餘人，【《唐書》一八八《孝友·趙弘智傳》云：『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今能考知姓名的有給事中歐陽詢、祕書丞令狐德棻、侍中陳叔達、太子詹事裴矩、詹事府主簿趙弘智、齊王文學袁朗等人。對於領修人的問題，《四庫全書總目》以存疑的口吻說：『殆以詢董其成，故相傳但署詢名歟？』關於這一點，其實是可以完全確定的，因爲：（一）全書的序文由歐陽詢撰寫；（二）從《唐書‧經籍志》【它是以毋煚的《古今書錄》爲據的。】以來的本書作者著錄，向來但具詢名；（三）據《唐會要》，本書由詢奏上，就更可以明確了。

李淵爲了要顯示唐朝的彬彬之盛，就有了大規模地官修群書之舉。在詔修《藝文類聚》的那年，同時詔修唐前列代史【自魏迄陳、隋】。編修《類聚》的諸人，也有不少被任命兼修史書的工作，如歐陽詢修《陳史》，陳叔達、令狐德棻修《周史》，裴矩修《齊史》【見《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這也可以說明參加編修《藝文類聚》的，都是當時文壇的『一時之選』，而他們兼領史館工作，對充分地掌握修撰類書的原材料也多一有利條件。唐前列代史的工作【魏史後停修】，拖拖沓沓，直到太宗貞觀十年【六三六】才畢其全功，而《類聚》卻迅速地完成了。

《藝文類聚》以三年的時間編成，在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六二四年十一月三日】奏上【見《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按，『修撰』一類所繫歲月，都是官書修成後的奏呈年月；《藝文類聚》條並確言是年月日『上之』，更無疑義。以此證《唐書》令狐本傳所記詔修年份爲確，而儒學歐陽傳有誤。】。據《唐書‧儒學‧歐陽詢傳》和《唐會要》的記載，都能確定本書在高祖時已完成。現在書前所載序文，結銜署『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序』，這些銜名應係追改或後人移改的，因爲上項官職和爵號全是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給予歐陽詢的【從《唐書》本傳、張懷瓘《書斷》卷三和《唐會要》六十四『弘文館』條核對下來，都是這樣。】，若爲成書上奏時的原署字樣，就祗能說是成書已入太宗時代，這是和事實不符的。

《藝文類聚》凡分四十六部【《四庫全書總目》稱『爲類四十有八』，《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又稱『凡分四十七門』。數字上的歧異，都由於對原書卷八十一（藥香草部上）和卷八十二（草部下）的計算法不同所致。《庫目》大約是把藥、香、草作爲三部計。《燕大目》則明確以『藥香草部上』爲一部，『草部下』爲一部。我們覺得，既是標爲『上』『下』，爲與其他占多卷的各部計，還是應該用統一的標準作爲一部。】，列子目七百二十七。全書約百餘萬言。所引用的古籍，據北京大學研究所在民國十二年所作的統計，共爲一千四百三十一種。他們輯製了一個《類聚》引用書目【載《北京大學二十五週年紀念研究所國學門臨時特刊》】，我們據以作了約略的分析，得知在這些被引用的文籍之中，現存者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可以證明《四庫全書總目》一三五所云『隋以前遺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的估計是接近實際的。】。這就是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引文爲今所不傳之書；而其餘的不足百分之十的徵引，因其所援用者爲唐前古本【例如，本書所引《左傳》，卷五有『昭上』之稱，卷三十五有『僖中』之稱，蓋當時傳本分卷與今不同，僖公、昭公有分卷爲上、中、下者。】，可用以互校今傳之本而有可能糾訂其誤繆。遠在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華》，就已利用本書。至清代的校勘、輯佚學者治理先秦、兩漢迄南北朝的古籍，就更廣泛地運用這部類書而多能深切理解其價值。

公元一八一二年【清嘉慶十七年】，阮元撰寫《仿宋刻太平御覽敘》，有一節說：

『《太平御覽》一書，成於太平興國八年。北宋初，古籍未亡，其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於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則存《御覽》一書，即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載鮑崇城刻本卷首，亦見《揅經室三集》卷五。】

阮元的話，說準了一半，也說錯了一半。對的是《太平御覽》確實是保存了許多今天不傳的秦、漢古籍。錯的是，《御覽》所以能夠徵引那些文籍，實際上並非純然由於『北宋初，古籍未亡』的緣故。那時候，凡是今天所不見的古籍。也有不少是已經佚失的了。《御覽》還能夠加以引用，南宋的目錄學者陳振孫所早經闡明的乃是事實的真象：

『《太平御覽》一千卷，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家參譯條次修纂。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以《三朝國史》考之，館閣及禁中書總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直齋書錄解題》五十六卷本卷第四十六；二十二卷本卷十四，文字小異。】

《三朝國史》的《藝文志》是代表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皇家藏書的實際。陳振孫提出的這個證據，有力地說明了宋朝初年編《太平御覽》所引用的古籍，不一定爲當時確實存在的；而所以能夠徵引的原因在於『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從今天來看，一件更爲重要的事實是，那些『前諸家類書』，《修文御覽》和《文思博要》也都已失傳【《修文殿御覽》仍餘下敦煌唐寫本二百五十九行，然而是否確爲《修文殿御覽》還有問題；《文思博要》祗餘下唐寫本第一百七十二那一卷。】，祗有《藝文類聚》巋然獨存。《類聚》的完整原貌雖然還有百分之幾存在問題【馮舒說『八十五至八十七三卷中，宋本亦雜亂無緒。』陳揆認爲這三卷『似有後人增入處，非率更原書。』還有其他的問題，見後《校序》。】，然遠非斷編殘簡的《修文》、《文思》之比。

《藝文類聚》在引書上，也比《太平御覽》爲謹嚴，可以通過一個事例來說明它。《御覽》卷三百五十兵部箭下去云：

1、《韓子》曰：矢來無向，則爲鐵室以備之。

2、又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問之曰……

3、又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4、又曰：楚人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

在今本《韓非子》中，有上述的第1、2兩事，但無第3、4兩事，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所附《逸文》據《御覽》以輯入之。今查『水激則旱』、『楚人有白猿』二事雖不見於今本《韓非子》，而見於今本《淮南子》【前一事在《說山篇》，次一事在《兵略篇》。】。根據這種情況，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判斷：（一）《淮南》襲《韓非》之語，故以《御覽》之引而可得《韓子》的逸文，並從而溯《淮南》之語源；（二）不是別的，而祗是《御覽》的引文安錯了頭。何者爲是，本未易臆斷。然一檢《藝文類聚》，就好像在試管裏迅速地看到了化學反應一般，恍然於《御覽》在這個地方犯下了粗失的毛病，致貽後人以迷失途徑之誤。按《類聚》卷六十軍器部箭門云：

1《韓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曰……

2《淮南子》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阜……

3又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對照下來，上引《御覽》的第3條的『又曰』本應作『《淮南子》曰』，就是很清楚的事了。吳淑《事類賦》卷十三注引『楚王有白猿』事亦作『《韓子》曰』，而吳淑正是《太平御覽》的纂輯人之一，難道這是偶然的事嗎！

《藝文類聚》同它以前的類書或以後的大多數類書在輯存文獻的方法上有一個重大的不同之點，從而構成了它自己在類書群中的獨特之處，這就是把『事』與『文』兩條龍併成了一條龍，變更了類書的常規體制。以往，『文』自爲總集，『事』自爲類書，正如歐陽序文所說的：『《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而其弊在於『文義既殊，尋檢難一』。歐陽創造的體制，則是事與文兼，『金箱玉印，比類相從。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破之爲事，故事居其前，文列於後』。他當時的目的，祗在於『俾夫覽者易爲功，作者資其用』。而對後世來說，卻具有大量保存了自漢至隋的詞章名篇之功。陳振孫因稱之爲：『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直齋書錄解題》五十六卷本卷第四十六；二十二卷本卷十四。】高儒也說：『漢、魏、六朝之文，獨賴《文選》、此書之存。不然，幾至泯沒無聞矣。』【《百川書志》卷十一。】故自晚明以下，馮惟訥輯《詩紀》，梅鼎祚輯《文紀》，張溥輯《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無不資以爲寶山玉海。【光聰諧《有不爲齋隨筆·甲》：『婁東所輯，大率從《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古文苑》四書來。』】迨清嘉、道間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其取汲於本書的資料之多，幾乎達到了頂點。

古類書的結構，是以類目爲其『間架』。因它包含了古代文獻的大量資料，且輯自比較原始的典籍，足資學術研究上的利用和參考，故除校勘、斷句而外，其它均盡可能保持原狀。

《類聚》在類目結構上還存在著許多安排不當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已經對它提出批評，雖不一定說得都對，但也是值得參考的：

『其中門目，頗有繁簡失宜，分合未當。如山水部五岳存三，四瀆闕一；帝王部三國不錄蜀漢，北朝惟載高齊；儲宮部公主附太子，而諸王別入職官；雜文部附紙、筆、硯，而武部外又別出刀、匕首等爲軍器一門；道路宜入地部，壇宜入禮部，而列之居處；鍼宜入器物，錢宜入寶玉，而列之產業；案、几、杖、扇、麈尾、如意之類宜入器物，而列之服飾；疾病宜入人部，而列之方術；夢、魂魄亦宜入人部，而列之靈異；以及茱萸、黃連入木部，芙蓉、菱、藤入草部；鴻之外又別出鴈，蚌之外又別出蛤，鶴之外別出黃鶴，馬之外別出騊駼，如斯之類，皆不免叢脞少緒。』

《類聚》在引用資料方面，也多有欠慎以致誤的地方。當然，唐以前的古籍，有些情況常常不能用後來經過流變的古籍去等同看待。但是有些問題，卻無論從哪一角度來考察，也祗能得出相同的答案。舉例來說：《四庫全書總目》云：『王楙《野客叢書》摘其以《漢書》「長陵一抔土」事誤「抔」爲「杯」，收入杯門。』【說見《野客叢書》三十卷本第十七；十二卷本卷之七。但原文並不像《庫目》的引文肯定爲《類聚》之誤。《庫目》的引語，其實走失王楙的本意。但是作爲《庫目》自己的意見來看，還是正確的。】以『抔』爲『杯』，唐初確有此一說，但在當時，也是一個『考之未真』的錯誤。顏師古注《漢書‧張釋之傳》就交代得很清楚：

『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

王楙又指摘它在蒲門中載趙高束蒲爲脯事謂出於《史記》，『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按，《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李善注引《風俗通》有此說。】，臧榮緒《晉書》嘗引以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野客叢書》三十卷本第二十二；十卷本卷之九。】。本來也可以懷疑《類聚》所引是否爲《太史公書》的逸文，但王楙既見其說於臧書【今有湯球、黃奭、王仁俊、陶棟四家輯本臧榮緒《晉書》，皆無此事。然王楙生當南宋，猶及見之。】，則引《晉書》而誤標《史記》，事有可能。這就是說，不能保證《類聚》在引書上完全不犯『張冠李戴』的錯誤。

初唐文風，承前代積弊，依然是在形式上追求俳縵、駢偶，𧗊堆砌之能事。作爲提供綴文資料的類書，當然擺不脫這種影響。

《類聚》中有一些資料，我們可以從另一角試來加以考察，對於我們今天還是有用的。例如“卷九十八有“木連理”一門。從自然現象來看“木連理”，就知道這本是植物生理上的一種稀見的、特殊的現象——自然接木（Natural grafting）。如果我們把這一門目中輯存的資料作爲逢然接木的發現紀錄來看待，就能集中地得到公元一二四年【延光（原誤延和）三年】、一四八年【建和二年】、二二〇年【魏文帝元年】、二七七至二九一年【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三一七年【建武（原誤建元）元年】、三一八年【泰興元年】的一堆材料，有助於說明我們的祖先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看到了自然接木的諸種現象，積累起來，就能進而掌握其特性，運用到農業生產上來，從而創造人工的接木——嫁接法，作爲無性繁殖的手段。

從宋代以來，學人們在校理古籍、探索文獻的工作中，都曾廣泛地利用過《藝文類聚》。一般說來，他們所曾憑藉的是那些版本呢？據現在所知道的，南宋紹興時【十二世紀中期】浙江地區曾刊刻過這部類書。【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七字、二十八字不等。《中國版刻圖錄》著錄。】此後，明代有許多刻本：正德十年乙亥【一五一五】錫山華堅蘭雪堂銅活字本【每半葉十四行，行十三字。此本每半葉的直闌原祇七行，因每闌雙行排，故爲十四行。《中國版刻圖錄》著錄】，嘉靖六年丁亥【一五二七】天水胡纘宗在蘇州刊小字本，【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嘉靖七年戊子【一五二八】陸采加跋本，【即是用胡刊小字版重印而加跋的本子。但版經剜改，字句也有不盡同於胡本處。在有些著錄中，也稱這個本子爲“聞人詮刊本”，事實上聞人詮祇參加過這個本子的部分工作，詳見《郋園讀書志》卷六。】嘉靖九年庚寅【一五三〇】宗文堂刊本【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這個版刻的流傳印本，往往被書賈割去跋語紀年，以冒充嘉靖前的刻本。細審這個刻本的正書字體和刻書跋微有出入，也有一種假設，認爲原刻時代當稍早（就其結體估計，當在弘、正時），迨嘉靖九年宗文堂得版，乃加跋重印。正書字體，當時書戶劉洪慎獨齋所刻。傳本的慎獨齋所刻各書，多在正德年間，然下限有及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者。】，嘉靖二十八年乙酉【一五四九】知山西平陽府事洛陽張松重刻小字本，【行款與胡刻本全同，惟前有濮陽蘇祐、莆田黃洪毗、益都鄭先溥序，末有張松的重後序。】萬曆十五年丁亥【一五八七】王元貞在南京刊大字本。【也稱爲“中字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前有長洲湯聘尹序，末有王元貞跋。幾個明刻本的優劣，據清季目錄校勘黨者周星詒的評價詳“蘭雪本佳，聞人詮本次之，大字本最劣。”但據現在研究下來，還是胡刻本即所謂聞人詮本勝於蘭雪本。】清代學者利用《藝文類聚》最爲勤密，但是終有清一代。沒有認真地重刻過本書，祗是在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有成都宏達堂的一個刻本，【《郋園讀書志》的著錄，誤宏達堂爲明達堂。】它是據明‧王元貞刻大字本翻雕的，恰恰這個底本是明刻中最壞的一個，而翻雕又加上了新的謬誤。這一代學者所使用的版本，祗是明代的幾種刻印本，宋紹興本幾乎沒有人看到而加以利用。在明季的崇禎十年【一六三七】，校書家孱守老人（馮舒）借到一個宋刻本，【據現在的瞭解，這個宋刻本與我們在一九五九年據以影印的宋紹興本是出於同一版子的印本。】費了一百天的時間，細校在所謂聞人詮刊本（陸采本）之上。【馮所借以校勘的宋刻本，旋即石沉大海，影蹤全無，大約是燬於一六五〇年的火災。】這個校宋本，在清代就成爲《類聚》的最好的本子，一些針腳嚴密的校勘學者，就鄭重地把它作爲『代宋本』來應用，因而有不少的學人展轉過錄。例如：嘉慶時，陳揆；道光時，陳徵芝；同治時，譚獻。【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七，《帶經堂書目》卷三、《復堂類集·日記》卷一。丁氏八千樓也有一個陳揆校本，實際上是臨錄陳校本，而對於馮校本來說，已屬於“孫”的一代。】

《類聚》的舊刻本中，還沒有見到過元刻本，可能是這一代沒有刻過。近八十年間，學人們往往以爲有一個元版宗文堂刻本存在，實際上它是前述的明版宗文堂刻本。所以被信爲元槧，祗是爲陸心源浮夸的論證所誤。陸在《儀顧堂題跋》卷十《元槧藝文類聚跋》和《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九中，一再強調說：『元刊《靜修集》卷一後有墨記云：「至順庚午宗文堂刊木記」，則宗文堂必元代麻沙書坊；是書亦至順中刊本也。』可是，這個本子的《類聚》跋語中雖有『宗文堂命工刊行』之語，而未記以年代，【現在知道，實際上有明代的紀年但皕宋樓的藏本失去。】冒失地就定爲『亦至順中刊』，是不能站得住腳的。陸氏藏書流入日本後，傅增湘曾登江戶靜嘉堂親睹其本，詳審字體雕工風格，斷斷乎是明刻。他說：

『按此書字體及雕工與明刊《宋文鑑》、《文獻通考》相類，極似慎獨齋所刊。陸氏以有宗文堂跋語，定是元本。不知閩中書坊傳世最長，如翠巖精舍、勤有堂等，自宋、元迄明，皆世其業。宗文堂明代何獨不存乎？』（見《靜嘉堂文庫觀書記》）

這個分析是足以解惑的，也完全符合於事實。現在這個本子在國內也有收藏：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都有；上海圖書館有一殘本【存卷四十五至八十】，都是以明本來著錄的。

古類書可用以來校理古籍，但是它的本身也有待於校理。這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做法。這一磨礪工具的事業，從清代後半期就開始了，經過孫星衍、何夢華、黃廷鑑、孫原湘、王引之、王石華、洪頤宣、嚴可均、孔廣陶、姚覲元等學者以及同時期的日本漢學家喜多村直寬、田口文之的努力，《太平御覽》、《北堂書鈔》、《初學記》等都有了較爲可靠的校本出現，從而把『以類書校古籍』的工作向前推進了一步。可是，在使用《藝文類聚》上，其最好的，卻一向還是傍依孱守老人的校宋本或其臨錄本。【直到本世紀二十年代，也還不能逾越這個閾限。石聲漢先生新校《四民月令》，指出一九二一年唐鴻學校輯本的此書，所依用的工具比他的先行者任兆麟、王謨、嚴可均多半要邁進一步，而他所使用的《藝文類聚》也還是校宋本（實際還是臨錄本）。石先生自己就已能利用解放後新影印的宋本。】這個校本，基本上祗是『以本對本』，勾存一個宋本原貌。並且它的精確程度尚待研究，流傳幅度也有問題；臨錄本部分地擴大了流傳面，而精確性可能更成問題。所以我們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把上海圖書館新入藏的宋紹興刻本影印了出來；現在，又把汪紹楹先生的校本排印，使得它能夠更好地爲今天的學術研究工作者服務。

關於校例，詳《校序》，這裏不贅言。

我們工作做得不夠的地方，謹希讀者批評、指正。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五年八月】